四、在司法上慎刑恤杀
史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为盛世所不尚。”（《四库全书总目·吏部·政书类》）盛世不尚刑，表现在司法上便是慎刑恤杀，即谨慎定罪量刑，不乱罚滥杀。
《汉书·刑法志》对文帝时司法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的称誉，即罪有疑点难决者，从轻或免予治罪，以致罚刑大量减少。汉景帝为使官吏慎重执法，避免用刑失当，两次颁布谳疑狱诏，要求对疑难案件必须重新平议复审（《汉书·景帝纪》）。据《旧唐书·刑法志》记：唐太宗对充分体现“宽仁慎刑”司法原则的录囚（虑囚）制度——通过讯察狱囚来监督司法、纠平冤狱之制十分重视，不仅本人常躬亲录囚，且明令“诸狱之长官，五日一录囚”。使录囚制度化、常态化。贞观二十一年后，唐太宗“每视朝，录禁囚二百人”，“亲自案问”，使皇帝录囚成为常制。
死刑攸关人命，社会反响巨大，对死刑慎重与否，事关朝廷口碑和社会安定。《汉书·文帝纪》称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断狱数百，几至刑措”。即普天之下断决死罪不过数百，近乎不用死刑。汉景帝时曾颁诏，强调“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并规定“疑狱奏谳”（《汉书·景帝纪》）。唐太宗、玄宗对死刑决断极其审慎，据《旧唐书·刑法志》：贞观五年，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将前定死刑三复奏皇帝核准改为京城五复奏、州县三复奏，若“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且诏敕要求，“据法合死而情有可矜者，宜录状奏闻”。唐玄宗亦在《恤刑制》中规定，“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恶罪，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详所犯轻重，据状以闻”。据史载，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刑部断狱，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新唐书·太宗本纪》；《旧唐书·刑法志》）。唐代人口大致在四、五千万，年断死罪者仅数十人，旷古罕见。据《清史稿》，康熙曾“诏治狱勿用严刑轻毙人命，违者罪之”；下谕“人命事关重大……情有可原，即开生路”。乾隆对由朝廷枢要官署协同审核死案并奏报皇帝定夺决断的秋审、朝审制度倍加重视，不仅将这一凸显“恤杀”之制完善和规范化，且对题奏的死囚案犯清册总要“反复省览，常至五六遍，必令毫无疑义”，而后还要“与大学士等斟酌再四”，然后裁决，足见乾隆对死案核准的一丝不苟和决裁的慎之又慎。
何宁生（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