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群赌徒听说仇大娘要去衙门告他们，不由得心虚，于是凑了十两银子，托人传话，愿意以此作为对仇福的赔偿，求她不要告状。仇大娘没有接受这个条件，银子却也不归还，而是以此为盘缠，最终告倒了这群无赖。仇大娘的做法，不乏胡搅蛮缠的意思。但面对这样一群坑人田产的无赖，再讲什么人之常情、什么“以德抱怨”的古训，就只能做让狼吃掉的东郭先生。对付恶人，以恶治恶的手段是最行之有效的。“这种手段，用之于常人常理，看起来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甚至流于光棍无赖作派，但对付真正的无赖，也就只能如此。这样看起来，胡搅蛮缠算得上是一种极不好的缺点，但在非常情况下，却又可以起到许多正面品格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

　　辩证分析 好与坏是辩证关系

　　传统的理想妇女形象几乎都是温柔贤淑型的。韩田鹿说，今天我们在评价一个妇女“泼辣”时，其中所包含的“有魄力，无顾忌”的些许欣赏意味，古代是没有的，并且在古代也找不到一个词能与今天的“泼辣”相当。为泼辣妇女叫好立传，透露出生活中的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归根结底，是因为蒲松龄对于生活、对于人物的深刻而全面的把握，以及对于自己感觉、思考的忠实，而不是为一种片面的理念禁锢了自己的头脑。而后面的倾向，在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教化传统下，为了实现作品的劝惩功用以实现自己的为传统文学观念所接受的价值，是很容易产生的。韩田鹿说：“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完全是好或者完全是坏的人，不能说完全没有，比例也是大致差不多的，更何况所谓好与不好的判断，其实都是由某一特定处境下的人所做出来的。 ”同样的行为、品德，在一个环境下可以说是好的，但在另外的环境下，却未必是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对于所谓的“妇德”问题，同样也可以这样理解。蒲松龄对于这一点，有着深刻而敏锐的把握，在蒲松龄的作品当中，生动地反映了这个饱含着生活的辩证法的见解。

　　韩田鹿认为，以正统儒家的眼光看来，女人对丈夫的柔顺无疑是一种美好的品德。然而，不分场合、具体对象的柔顺，在蒲松龄看来，却未必就值得赞扬。相反，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女人的“泼”更能起到一味柔顺所起不到的作用。

　　传统妇德反促其恶

　　大概是为了反证自己的这一套“泼妇持家”的理论，本篇还特地塑造了一个与仇大娘形成鲜明对比的“贤妇”姜氏。姜氏可以说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符合当时道德要求的传统型的理想妇女形象。她出身于读书人家庭，通情达理，明知仇家的艰苦处境，却还是信守婚约，无怨无悔地嫁到仇家。她顾全大局，为整个家族的利益考虑，用自己小家庭的劳动供养小叔子读书，指望有朝一日仇禄能够科举发达，光耀门庭，实现家族的复兴。可是，这样一个贤良的妇人，却并不能阻止自己的丈夫在赌博的泥坑中的下滑，自己也遭到一系列的厄运。如果寻找原因的话，她吃亏就吃亏在一味地恪守“三从四德”“温柔敦厚”的教条上。仇福被魏名引诱，动辄就将家中的粮食拿出去换钱赌博，姜氏并非不知道，但是，囿于三从四德的传统妇德的限制，她既拿不出撕破脸皮大闹一场的勇气，甚至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婆婆，最终使得仇福在赌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但把七八十石谷子及四十亩地输得精光，最终自己也被丈夫卖掉。从整个过程来看，魏名的居心固然险恶，仇福的不明事理固然可恶，但丈夫的堕落，未必就与作妻子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纵态度没有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