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铭文拓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红线部分）。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迁都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河南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即“宅兹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涵义相对简单，一般不作他用，主要是指“国家”，专指中国之全部领土，具有地域、文化、政治、民族上的特定涵义。古代的“中国”一词，其涵义则较为复杂，且前后发展演变特性十分明显。

　　地域意义上的中国

　　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心区域，即“天下之中”，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涵义相近。古代华夏族群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为是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最初主要是指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区域，后来随着华夏族群、汉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黄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区域被称作“中国”。西周文献有明确的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观念。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是说，上天既然已经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域赐予周先王，当今的周王只有施行德政，教导殷顽民，使其心悦诚服，以此完成先王所承受的大命。这里的“中国”特指一定的区域，应为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汉代以后文献常见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其范围有所扩大。如《史记·天官书》：“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此“六国”当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等诸国区域。《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此“中国”显然是指三国时期的魏国版图。

　　都城意义上的中国

　　都城意义上的中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别称，专指都城、都邑、京师。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传》：“中国，京师也。”这里的“中国”与“京师”涵义相同，特指周王朝的都城。东周文献常见以“中国”代表都城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孙爽《疏》：“所谓中国，刘熙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里是说舜到帝尧之都——“中国”继承“天子”之位。又如《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是说齐王想在国都之中给孟子单独建一个馆所，送万钟的粮米来供养他的弟子。再如《国语·吴语》记载越国在分析吴王夫差必败时说：“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韦昭注：“中国，国都。”这里是说吴国必然会以国都中的兵力与越国作战。

　　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

　　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即天下文明的中心。因古代华夏族群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流域，政治优越，经济、文化发达，文明化程度远超于周围四边之地，是四方仿效的榜样，故称其所在地为“中国”，以对应周边地区的“四夷”。如《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主要是指东周时期中原各诸侯国，部分等同于“华夏”“中原”之涵义。西汉司马迁《史记》在记载中原诸侯与秦国、吴国交往时，也往往用“中国”一词，如《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汉代以后“中国”一词也泛指中原各族群居地。

　　国家意义上的中国

　　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专指中国境内尤其是黄河流域建立的单一的国家。如《汉书·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汉帝国，表示汉王朝有效统治的整个区域，自称“中国”。明清时期，在对外交往中，也常常自称“中国”。如《明史·外国七》：“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以“中国”为正式国名。只是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中国”才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当今“中国”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即同时并存的多支考古学文化联系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认定是“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多的学者认识到黄河流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区域，早在史前时期该区域就以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将各地维系为一个整体。如1968年张光直先生认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文化，由于彼此影响和碰撞相互连接组成一个更大的“相互作用圈”，这个作用圈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史前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格局。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考古学材料直接认定“最初的中国”。如韩建业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庙底沟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迅速发展，文化的扩展自然形成三个层次的圈层结构，标志着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此外，李新伟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各种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建立起远距离的“社会上层交流网”，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五种涵义基础上的“最早的中国”

　　古代有关“中国”一词的涵义较为复杂，且具有发展演变特性，主要有地域、都城、国家、华夏族群文明等四种涵义，当今学界又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认定某一文化圈具有“中国”的属性。学界有关何为“最早的中国”之争议，是建立在这五种“中国”涵义基础上的、不同学者的不同认识或解读。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的标准，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即地理范围上局限于黄河流域，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包括邦国和王国）以后，文化发展占优势地位。符合这三项基本条件下的不同涵义上“最早的中国”，时间上大约为龙山时期到汉代之间，空间上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义中原区域。目前明确记载、较为可信的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今洛阳一带），也泛指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时期的洛邑等都城；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而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大约是在西汉帝国以后。从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指向龙山时期的陶寺文明最有说服力，其应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在认同存在夏王朝、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前提下，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无疑算作是“最早的王国”，也应是当时的“中国”，但不属于“最早的中国”。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