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的说法，古老得很，最早据说可以推到黄帝那里。但是把“养生”这个话题讲得最热烈、宣传得最重大的，却是些无事可做或有事做不了的文人。例如庄子，例如孟子。至于他们以后的文人们，阐扬得更是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你不厌其烦一路读下来，肯定会累得半死。养生其理也大，其义也广，一时半会是讲不清楚的，所以宁可囫囵着点，千万不要刨根寻根才好。即如过眼烟云吧，稍看出些意思来就须收眼，留点余味。其实我之论说养生，也不是想专门作研究，随便说说而已。

人的畏死是常情。少年人往往放大话，“死则死耳”，这是他还不知道生的好处和滋味的缘故。等到老了，死期该到，他倒是哪怕挨上一分钟也不惜挣扎着苟延残喘。人知道有生有死，但又说“好死不如赖活”，“赖活”的人尚且不肯去死，那些并不“赖活”的人，则决然不愿死的了。所以人人都要养生，知道“生命诚可贵”，知道“我”是天地万物之精华，得好生呵护，毋使暴殄天物，知道千好万好活着就好。于是寻来各种方法，滋养性命，以保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鹤发童颜等等。当然这里面可以分为小人之“养”与君子之“养”，其间原有些不同之处，性质则都一样。然而一代一代人，无论尊卑，“无论是皇亲国戚，无论是铜墙铁壁”，最后都还是死了，只不过人对于养生的信服，却也一代一代延续，不曾因为人终究不免一死而懈怠而动摇而放弃。

呜呼，我观养生之说，知吾人希望久生缓死，其道理实在算不上深奥莫测。至于如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活着尽量拉长生命，不要急于去死，可以“用其治国也”，“此之谓知命”，意思也极明白，如此养生，目的显然是很正经，很积极，很具现实意义的。

可惜文人们大凡努力讲养生时，偏偏多在乱世或末世，偶尔在盛世却不能致用，也是积了一身的霉气。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就不是那么积极有为的吧，所以一旦养生，便立即横下心来跑到山林里作隐士，“安命于生成，静观物我，认取性灵，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狎玩鱼鸟，左右琴书”。你看这有什么积极之处，横竖不过为活下去找个美好的借口罢了。魏晋期间，就有这样几个文人，叫什么“竹林七贤”，或醉卧酒乡，或啸傲山林，或打铁，或种菜，其实是怕当权者坏了他们性命，所以权且放浪一回，偷生几时。他们中的领袖之一，最负盛名的嵇康先生，曾专门作一《养生论》，作为文人“养生主义”的纲领。文中言道：“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曦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可以说道尽乱世中文人养生的心思。到了明代，文人说起养生，更是一番下世的光景，他们几乎集儒释道三家之大全，讲什么“致良知”之类的话头，洗心荡志，求道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