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医及医德学风为中医文化史之显例。宋代儒子重视医学，范仲淹曾建议召集全国医学家“聚而讲习，以精其术”。儒士以医为孝为仁。高若讷因母病研习医学，并考校整理医籍。发奋读尽天下书的苏东坡，不仅喜爱谈医，还著《药诵》、《盖公堂记》，并辑有《苏学七方》一书，后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公元1089年，苏东坡任杭州太守，当时有疫病流行，他把有效方剂抄写贴于广场，供病人使用。又从公款里拨出2000缗，自己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立一了家公立医院——“安乐坊”。后来，此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宋仁宗庆历年间有进士沈常，拜太医院医师赵从古学师学习医学，此后便有“儒医”的称谓。宋代医生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国家医生有六个品级，19阶具体官职，最高为翰林医官、保安郎等，翰林医官相当于五品大夫，后世遂称医生为大夫，由此开辟了医学儒学化的发展路线。

医学儒学化为宋以后医学发展注入了生机，主要有四端：

一是以儒家伦理阐述医德，提高了医德境界。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医们把医术作为推行仁术的手段之一。唐慎微为人疗疾不取一钱；庞安时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活人无数，病人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朱丹溪对病人体贴入微，言“病者度刻如岁，而欲立自逸也”。宋元明时代医学家建立了比汉唐时代要求更高更具体的医德规范，例如南宋张杲《医说》中的“医通神明”之论，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有“五戒十要”，明代李蓇《医学入门》有“习医规格”等，把医德规范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二是搜集整理古医籍，竞相著书。著书立说为儒家根基，儒医当仁不让，不以医为业的儒子也参与医籍整理工作。宋代于1057年成立校正医书局，校订《素问》等医籍。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也多有医事轶闻。名士论医多有高见，如苏东坡针对医家废学《难经》之风批评道：“《难经》可废非愚蠢无知则狂而已，《难经》不学岂不误哉!”。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以实例说明人禀赋不同，用药剂量当有别，以及常服补药的危害，以实例论述极为深刻。宋以后的医家常把临证体会、读书心得、医闻轶事等，以散文形式写成医话，以歌赋形式授学。最早见于五代人高阳生所著的《王叔和脉诀》，自宋代周守忠以四言诗著《历代名医蒙术》以后，医学歌赋蜂起：著名的如明代龚延贤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和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上述四部歌赋又被后世称为中医的“四小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