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临床诊治思维的理学取向。汉至唐代的临床医学，虽然有张仲景的平脉辨证，但医生主要以方证对应的方式诊治，以“医者意也”的悟性思维为最高境界，但也阻隔了对诊治原理的探讨。自朱熹大张“格物穷理”的旗帜以后，医家开始注重探讨病机，探索理论，辨证论治。朱熹还把认识过程分为“格物穷理”和“格物致知”两个阶段。受其影响，刘完素和张元素都以探索病机为诊治的重点，朱丹溪则把医学活动视为格物致知的一项内容，他在所著的《格致余论·序》中称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其篇曰《格致余论》。”这就把诊治提高到理性思维的认知层次上。此后医学家们以格物致知的认识路线审视疾病的诊治过程，明清之际，以精湛赅恰的语言加以概括，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称为“诊病施治”，周之干在《慎斋遗书》中要之为“辨证施治”，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概之为“辨证论治”。此后“辨证论治”一语遂成为中医临床操作的理论概括。

四是阻止了房中术的流行。魏晋玄学以后，房中术和食饵之风流行于世。汉至隋唐是房中术著作的繁荣时期。在性开放风气甚剧的魏晋时，如何晏等倡服石炼丹，服五石散及炼内外丹以求长生不老，企望成仙。晋葛洪为丹鼎派的领袖。《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皆是他所撰，并在《抱朴子》等著作中论述服石与炼丹。隋唐时代的医学著作也收录了这方面内容，如《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宋代理学家以理欲之辨审视与规范养生，其严肃色性，卑视感情而强调禁欲，医家奉为医理。理学家又吸收禅宗关于“万法尽在自己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之论，突出心主导行为的作用，以清静养心而成佛，是禅宗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正佛。”儒学的禁欲抵制了性开放之风，使房中术仅在道教内部秘传。医学家们也提出相应论据，如朱丹溪据《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结合禁欲，创“相火论”。相火包括情欲、动静，因道心主静，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以此批评房中养生，在《格致余论》中断言：“若以房中为补，杀人多矣。”李时珍既批评房中术，也反对服饵，理学家和儒医阻止房中术和食饵风虽然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但从养生保健而论，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综上所述，宋代儒医在以儒学精神治医的实践中，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理论，提高了医德境界，而且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医学文化，成为宝贵的民族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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