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在《戏为六绝句》之五中，概括其对古今诗歌的看法：即“不薄今人爱古人”。这一看法，也基本上表达了清代康、乾名医徐大椿的古今医药观。

徐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世居江苏吴县。在《清史稿》和著名文学家袁枚的《小仓山房续文集》中，有其传。

徐氏是著名的临证医家和医学评论家，享誉大江南北。乾隆皇帝曾两次诏其入京，为中贵人和大学士诊病，时人“以为稀世之荣”。其一生著述颇丰，在基本理论、治则治法、方药、医德、医家、医史等方面，均有论述。见解独到，观点鲜明。特别在如何评价古代医药成就这一问题上，他大致继承了儒家崇圣尊经的思想传统，认定神农、岐伯、黄帝是创立医药学的圣人，《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为不可移易之经典。尤其对张仲景推崇备至，乃至无以复加：“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犹之录六经四子语。”他主张医者“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否则，难称之为医。后人对他的这一主张褒贬非一，毁誉参半。近世以来则被视为崇古尊经的代表人物，思想保守的典型。今天重新审视徐氏的有关言论，探讨其所以崇圣尊经的原因，当能从中获得一定的教益。

徐氏之所以如此崇圣尊经，除儒家思想的影响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原因。

其一，看重古代医药遗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徐氏指出：“古圣相传之说，揆之于情有至理，验之于疾有奇效。”“古圣立方，原有定法，最为严谨。”“古人治法，无一方不对病，无一药不对症。”“古人治病，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药，一药有一药之性。一药增损，方名即别。七情六淫，各有专治，譬如父子、夫妇，有天生者，有配合者，分毫不可假借。”“古圣人之立方，不过四五味而止。其审药性，至精至当。其察病情，至真至确，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味虽少，而无症不该(赅)。后世之人，果能审其人之病，与古方所治之病无少异，则全用古方治之，无不立效。”

应当承认，徐氏对古圣的理、法、方、药的这一评价，虽有溢美成分，但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他所谓古圣的理、法、方、药，就是指《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古代医药著作，这几部著作均至少经过一千五百余年的实践检验，其合理性、有效性是不能抹杀的。同时，从汉至清，中医药学虽有较大发展，但不曾发生质的飞跃。其基本的理、法、方、药仅有数量的增长，基本范畴、原理及体系结构并无显著变化。后出的医药著作，虽有不少创新，但仍未突破上述几部经典的范围。此乃徐氏崇圣尊经的历史前提。无此前提，则他的这一思想就没有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