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侧重于古今之同。徐氏崇圣尊经还有其思想方法上的根源，即偏重于强调古与今之同。早于徐氏几百年的金元四大家有一共同的思想，就是古方不可以治今病。这一思想偏重于古与今之异，反对泥古，主张变革，对当时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后世一些庸医，却借此轻视古代医学遗产，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滥用新奇之物以入药，流毒无穷。徐大椿对此极反感，称之为“邪说”。他驳斥道：“时医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风寒暑湿澡火犹是也，生人七情六欲犹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则生，今人用之则死？”徐氏在此指出古今的病因是相同的，都是“风寒暑湿燥火”和“七情六欲”。前者即“外因”，后者即“内因”。既然病因相同，能治古人之病的方药，亦应能治今人之病。徐氏此说是有客观根据的。从汉至清，中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活变化不大，致病的内因、外因差别无几；疾病谱大体相同，所以古方可以治今病。一概否定古方能治今病，就等于割断了医学传统。就此而言，古今之医道是相通的。徐氏认为：“道既不可见，惟有执古人已往之陈迹，以治今日之天下，为有可循也。”古方就是古人留下的治病之“陈迹”，其中隐藏着古今一贯之道。循此道而治今病，理应取效。如果治而无效，只能是错用了古方。徐氏接着指出：“(时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审其病之确然，然后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谓某病，非古人之所谓某病也。如风火杂感，症类伤寒，实非伤寒也。乃亦以大剂桂枝汤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轻者身热闷乱，于是罪及仲景，以为桂枝汤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误人，岂不谬乎!”今人用古方治病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辨病错误。罪责不在古人、古方，而在时医。徐氏如此反驳“古方不可以治今病”之说，强调古方的适应性、有效性，指出时医的误用，显然具有客观根据和一定的逻辑性。

徐氏既强调古今之同，也承认古今之异，反对拘执和滥用古方。他指出：“天下之病，随时随地，变化无穷，所以《内经》有五运六气、异法方宜等论。为医者，苟不能知天运之转移及五方之体性，终有偏执之处，不可以称上工也。”他提倡对症用药：“对症用药，无有不愈，岂有古今之别？”此乃中医药学之精义之一。徐氏重视古方，紧紧抓住并大力弘扬这一精义，可谓善学古者也。这对今人弘扬传统医药文化，大有启迪作用。

其三，深恶众多“时医”之庸劣。康、乾时期，医药学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远未普及。医家中的高明者仍然极少，庸劣之辈甚多。徐氏对此大为不满，多有揭露和批判。他认为“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医药学本身对学者要求很高，而当时的学医者大多并不具备应有的思想基础、文化素养和聪明智慧，仅为衣食计而勉强为之，“故只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徐氏特别痛斥那些“耳食之徒”，全无根柢，“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就贸然治病，乃至杀人无算。崇圣尊经，宜乎其然也。

徐氏怀有崇高的医学理想。而现时的医学离其理想甚远。不得已而寄理想于古圣。虽有拔高古人、不利于医药学创新的弊端，但其用心是善意的、积极的，不可完全看作保守、落后、复古的思想而一概抹杀之。就此而论，徐大椿的复古和金元四大家的革新有异曲同工之妙：针砭时弊，实现医学理想。革新乃为针砭食古不化、不思进取之弊；复古乃为针砭师心自用、炫奇害人之弊。前一弊是打着圣经的旗号而糟蹋圣经，后一弊是打着革新的旗号而割断医药传统。其结果都不利于现实疾病的防治，阻碍了医药科学的发展。金元四大家和徐大椿，他们深明时弊之害，分别对症下药，都起了矫枉纠偏的作用，促进了医药科学的发展。区别仅在于：金元四大家在“继往”的基础上强调“开来”；而徐氏则是为了“开来”而强调“继往”。正是由于他们及历史上许多医药学家如此“继往”或“开来”的努力，才使中医药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如果割断了古与今的联系，“继往”即死亡，“开来”即胡来。若如此就没有中医药学的理想和前途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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