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以药名入诗入词，大都流于文字游戏，这是从文人写作的角度来说的。其实中国古时的药物名称，特别是植物药名称，确实含有丰富的文学意义。这种文学意义，不单单在药物名称的语言修辞上，不单单在它们的隐喻、象征、谐语功能上，而在于药物命名之中所蕴涵的人文内容，这才是文人们真正感兴趣且选择药物作文学创作题材的原因。

一般说来，中国的药物著作最早就是植物学著作，但与西方植物学的纯自然科学不同，中国古代的药物，却兼有显著的人文性特点，或者进一步说，它的人文性要大于自然科学性。我读“本草”一类药典时，除了关心那些植物药的生长地点和它们的自然特征外，对书中有关它们与人事关系的记叙更特别留意，它往往是一段生动有趣的传说，一种人类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或者反映某个时期人对自然特殊的认同态度，以及与自然事物对应融合的譬喻关系等等。这些内容显然有别于植物的自然科学分析而成为中国药物典籍中特有的人文叙事。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特点?我也不太说得详细，总之似乎与中国人一向重视人本，以人类活动来确定自然意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早期神话开始，药物一植物往往就被赋予了更多的非自然属性，“神农尝百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确定了中国药物产生的人文情境，而后世之人，似乎谁也不可能越过这个情境，去单纯地表达另外一种纯科学的叙事。自《神农本草经》以后，历代药物学家虽然都想尽量准确地记录、研究药物，但是他们仍然在有关药物的人文内容书写上保持了一贯的传统。那个时代，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纯科学意义上的药物，同时也没有药物方面的自然科学家，只有文人化了的学者和著作家，以及他们对药物的人文化的书写，这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依我的看法，追求药物的纯科学价值还是追求其人文意义，并不一定要根据西方的科学标准作出取舍，也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差别只在于我们的阅读习惯，至少我认为中国读者，尤其是过去的中国读者，应该更喜欢具有人文内容的药物著作。我所说的药名的文学意义，其实就产生在这种人文性的传统书写方式和阅读要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