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完素阐发火热论，好用寒凉，但并不是片面机械的主火论者，而是强调辨证施治，全面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理论的临床大家。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对《黄帝内经》中的病证分别据证处方，成为发挥《黄帝内经》杂病证治的开山者。其对杂病辨治，不拘一格，寒热温凉攻补之法，各选其宜，所创诸方，亦多为后世取法，为杂病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元素 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对前人有关脏腑辨证理论进行研究整理，使之成为包括生理、病理、证候、演变预后和治疗五个方面的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在遣药制方上，张氏运用《内经》关于药物的理论，结合临床，阐述了脏腑规律，并发明了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的理论;司古方之法而化裁新方，拟订了五行生克制方大法。张氏这些遣药制方理论，对临床遣药组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刘完素和张元素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学术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医学思想及创新精神开启了祖国医学理论创新研究之门。他们之后，创新人才层出不断，形成了金元时期着名的四大医学流派。

　　李杲 李杲在张元素重胃气思想的影响下，独重脾胃，被后世称为“补土派”的鼻祖。他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对脾胃内伤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独具见地，卓然成家。论治多本《内经》，擅长益气泻火，升清降浊。制方灵活权变，反对陈陈相因，自制新方以应时病。在遣方制药中多能随病制方、各随所宜。他创立的甘温除热治法及相应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至今仍对后世用药有极大指导意义。李氏在针灸方面也有所发挥，建立了以胃气为本的补土派针法特色。另外他还编着经络歌诀，并试图用简单的指掌图形来说明脉象，这些都是其创新思想的体现。

　　王好古 王好古在众多《伤寒论》研究者中，有别于他人独从阴证入手，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伤寒阴证的新见解，打破了治外感与治内伤的界限，用六经辨证的原则把伤寒与杂病的治疗联系起来，可谓是独树一帜。虽说其本身在温阳与养阴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片面性，但作为对《伤寒论》一个方面的探讨，显然不可能求全责备。王氏对伤寒阴证的发挥对后世更加全面地理解《伤寒论》很有裨益。

　　王清任 十九世纪中叶，玉田医家王清任大胆提出对古籍中有关解剖方面记载的怀疑。以其亲眼所见，辨认胸腹内脏器官，与古代解剖比较，并验之以喂养动物，从中发现了前人未曾提到过的器官，画出他自认为是正确的13幅解剖图以改错。从一般的解剖形态结构及毗邻关系进行了描述，这些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其临床所创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少腹逐瘀汤等，分治50余种瘀证及半身不遂、瘫痿、痹证及难产等，实发前人之未发，且多有殊效。中医学活血化瘀理论的建立，王氏实有肇始之功。梁启超称他“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者”.王氏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并不单单在于其所取得的有形可见的成绩，更具有意义的是其在研究方法上，他改变了中医长久以来的“援物比象”的传统方法，而开始了实验研究的尝试。

　　十九世纪晚期开始，中西汇通思想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河北医家张锡纯在其“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思想影响下，提出了“衷中参西”的汇通观，迈出了在临床中实践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开创了中西医药物结合应用的先河。

　　河北历代医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大胆进行融合、创新，从而促进祖国医学不断地向前发展。河北医家尽管各有专长，而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不断向前发展，表现了医学家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并不囿于一己之见的认真态度。他们的这种精神，可以说正是河北文化的一种特色，值得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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