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屯溪又长期为地区所在地，是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屯溪话就成了当代徽州方言的代表。因此，徵州方言可分为屯溪话、歙县话、绩溪话、黟县话、祁门话、休宁话、婺源话等七个次方言区。而在每一个次方言区内，又存在着“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情况。如绩溪话，以徽岭为界，又分为岭南话与岭北话两大子区域。子区域中，又分若干土话圈。如岭北有坦头话、大源话、临溪话、上庄话。土话圈中又有核心区、缓冲区、扩散区。尤其是徽州边沿地界，方言交替重迭，错综复杂。方言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徽州方言，是以徽州人和徽州区域为主要对象的。这些当初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家族举家南迁，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引起了语言的种属分化。

徽州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先后有七十八个大姓落户定居，并在此繁衍生息。当外来种姓反客为主，成为当地最大种姓时，外来语言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老土著人的语言，退而求次。因此，徽州方言语种的主要来源，正是基于战争引起的人口集中迁徙。战争这种人为外力冲击，打乱了当地山越人语言的平静和纯洁。生活社区重组，促进了人群的流散和语言交流的速度，导致了新的语言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徽州东有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隘，是典型的封闭山区。隔山不便交流，隔河难以来往。相对独立且偏僻的地理单元，半封闭的山居方式，阻止了居民与边缘地界外来语言的同化，阻碍了语言自身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徽州方言特点的形成和定型。一些古语古词并及其原始表达方式没有被淘汰，语言环境的相对闭塞起了十分紧要的作用。徽州方言的顽固性，基于徽州人聚族而居的习性。这种群居习俗，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法自治体系，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语言环境，造就了徽州语言的个性，使得中原地带古语音古语言和土著山越语言的保存，成为客观可能。区域语言自身的特点，使得这种方言很难溶入其它语系并发展。文化的同源性，语言的同一性，又使得区域语言自身产生了一定的膨胀作用。

我们很难说清，歙休两县方言对屯溪话的影响，也很难说准，婺源话与祁门之间的异同，绩溪与婺源间语言是何等接近，无法相信六县语言不能相通，更无法解释土话圈构成中各种“杂音”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