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惜字纸”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之一，也是一种美德。这种理念出自人们对文字的敬畏之情，而这种敬畏之情是通过教化完成的，所以才有了众多的关于敬惜字纸的劝谕文字和敬惜字纸的规约。最有代表性的是世俗劝谕文和宗教劝谕文。如明清时期出现的劝人敬惜字纸的《惜字律》，它是要人们敬惜写出或印出的文字，同时劝导人们在写字时下笔要谨慎，不要损害别人。如《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等，均讲述敬惜字纸的善报和怠慢字纸的恶报。《文昌惜字功过律》具体讲述了惜字的二十四条功律和毁字，亵渎文字的二十九条罪律。如“平生偏拾字纸至家，香水浴焚者，万功。增寿一纪，长享富贵，子孙荣贵。”“生平不轻笔乱写，涂抹好书者，十功，永无凶事。”，“字纸糊窗垫，褙屏表书者，定冤枉不明”等。《惜字训》中更有“污一字促寿一日，践一字削禄一朝，千以岁除，万以纪夺，重则子孙全绝，轻则两目皆盲，子女产厄，男子夭折。”不仅如此，还认为惜字可以解灾，“埋葬字灰，子孙显贵”、“污亵字纸致遭兵燹（XIAN）”等。
 

　　关于敬惜字纸还有许多传奇故事。明朝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第一回和刘宗周《人谱类记》记载了宋代状元宰相王曾的故事。传说宋时王曾的父亲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字纸，就拾起来焚烧掉，遇到落在粪秽中的字纸，他同样捡起来用水洗净，或投入流水中，或晒干了用火焚烧。如此行事多年，一日，妻子临产，忽然梦见孔子托梦给他说，“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中了状元，官封沂国公。民间将修桥铺路视为积阴功，没想到“敬惜字纸”也是积阴功。可能因为敬惜字纸的大都是读书人，所以在劝谕文中因敬惜字纸踏上仕途的人的故事不少，意在说明敬惜字纸之重要。

　　宗教界将“敬惜字纸”的举动引申到对经书的爱惜，珍藏和保护，经书是不可随意损坏的。近代佛教高僧印光法师（1861～1940），曾着有《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他说“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亵污，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亵污遗弃，而无形文字，更不可亵污遗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持之躬行，则诚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可不哀哉（《印光法师文钞续篇·卷下》）。由此可见，无论世俗社会还是宗教界，向来都把敬惜字纸上升到道德层面，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联系在一起。
 

　　敬惜字纸的传统由来已久，大约出现在宋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民间社会都遵循一项规则：写有字的废纸不可随意丢弃和践踏、要将它们收集起来，焚烧成灰，称为“字灰”，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要开坛祭祀造字的仓颉，然后将字灰送至大江大海，称为“送字灰”或“送字纸”。为此有些地方还組織有惜字會或文昌會，勸人敬惜字紙，人們義務上街收集字紙。也有的由地方政府、大富人家或祠廟宮觀出資雇專人收集。除每日雇人沿街收取外，每月還定期收買各種廢紙、舊書、淫書，然後匯總火焚或投入江中。相应地，各地建有专为焚烧字纸的“惜字塔”。惜字塔又名惜字楼、字纸楼、字库塔、圣迹亭、敬字亭等等，用于将收集的废纸残书焚烧。这种“惜字楼”大都建立在村头，庙宇之中，专供敬惜字纸者使用。敬惜字纸带来的文明风尚、道德风尚是不言而喻的。

　　由敬惜字纸观察今天的道德文化，在尊重文化方面已大大落后，首先是文字观念淡漠，随之而来的是对文字的漠视，践踏。如今我们观察周围的环境，文字垃圾充斥我们的视野，城市“牛皮癣”伤害着城市的文明，敬重文字，不乱涂乱画，不伤害他人，而我们见到的却是楼道、电梯、厕所里不堪入目的文字和图画，这种文字污染随处可遇，如果我们将政府部门的文山会海联系起来，更是触目惊心。空话、大话、套话、不仅使国家公务员苦不堪言，就是我们这些百姓看了，也是沉重的负担。从环保的角度讲，马大姐蔡明做了一个广告——垃圾分类，她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每天回收的废纸，等于少砍伐500万棵大树。

　　仓颉创造了文字，文字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所以要建设和谐文明的社会，应该从“敬惜字纸”做起。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