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交融并存
在当代，无论是在我国的怒江还是缅甸北部地区，怒族与傈僳族外显性的文化特征越来越趋于一致，这表现为衣食住行与宗教、语言诸方面的趋同。傈僳族越来越成为同一区域内的主体民族，这是怒族的生存选择。他们往往借用重新创造的一些节日、文字、服饰、歌舞、学术团体等文化象征符号彰显其族性。而且，其族性也成为一种社会资本作用于该民族的社会内部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究其根源，在我国，是由于多民族处于杂居状态且交往频繁；在缅甸，则是由于怒族社会的发展激发了其作为独立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诉求，与受到我国怒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双重因素所致。
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怒族与傈僳族彼此分化又相互交融的发展特点，与我国那些长期处于同一区域同源异流的民族也具有相似性，即并未因跨境民族之跨居两国乃至多国而改变。由于相同的源流、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且在历史与现实中长期进行频繁的交往，因而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跨境民族中，也同样存在着同源异流民族之间的彼此分化而又相互交融的动态发展趋势。
从怒族与傈僳族长期分化与交融的历史中可见，所谓“民族”，并非与生俱来，更不是固态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不同时期社会与文化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在当代的凸显，不仅是因为社会资源在其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与跨境民族所处的国家以及相邻国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高志英 李珊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