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说明打天下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明建天下也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从“以法治国”转变到“以德治国”，就是因为看到了光靠法律是不能维护中国的长治久安的，还必须宏扬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德治”就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其实，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称“以法治国”的美国，也不全然是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如果有一天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相信基督教中的核心价值观，例如，敬上帝，爱人，悔罪等，即使美国有再完善的法律，一样将天下大乱。[3]

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从“建立现代化强国”转变到“建立和谐社会”，就是因为看到只经过了短短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就被破坏得相当严重，同时中国又不具备象美国那样到全世界去经济殖民的条件[4]，因此才放弃了从西方学来的“不断提高生产总值”的价值观，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人和人和谐，人和自然和谐。

当初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时候，由于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如果当时实行民选主的模式，相信民意也是会作出一味发展经济的选择，而不会选择科学发展观，不会选择“和谐社会”。这就是民意的急功近利性造成的恶果。民意不可能解决环境的问题。美国政府完全代表民意，但是美国政府至今不签署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京都协议书》就是明证。

从以上历史过程可以看出，要达成社会主义和谐，要维护中国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一种制度安排来体现维护中华核心价值。

综上所述，达成“社会主义和谐”必须包括三个条件：尊重民意，接受历史兴替的教训，维护中华核心价值。

因此，本文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的概念要胜于“社会主义民主”。

那么，如何来进行这样的制度安排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三个子委员会组成——党内民主委员会、顾问元老委员会、中华价值委员会

为了体现尊重民意、接受历史兴替的教训、维护中华核心价值这三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目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以由三个子委员会组成，分别是党内民主委员会、顾问元老委员会、中华价值委员会。其中，

党内民主委员会就是为了体现尊重民意。其产生的方式，可以采用高放先生的建议。

顾问元老委员会就是为了体现接受历史兴替的教训。其产生的方式，可以由历任党的总书记和现任中顾委委员推选。

中华价值委员会就是为了体现维护中华核心价值。其产生的方式，第一届可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推举，其他二个子委员会审核批准，以后的历届就由中华价值委员会委员推选。为了使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好地了解哪些人能够更好地坚持和维护中华价值，可以借助现代媒体例如电视，经常性地举办学术著作研讨会，学者之间的讨论会或辩论会。

三个委员会中每一个委员会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个委员会同时通过才能颁行。三个委员会代表的三种价值观互相制衡，每一种价值观都可以在与其他价值观制衡的制度安排中恰当地、受约束地实现自身，同时又取得其他价值观的认可而不侵害其他价值观。[5]

“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是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动乱的根源，使中国的政治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同时，这不仅是在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也为人类政治指出了一个新的理想，开出了一个新的路向，使中国在政治上能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祥平：《制度对话》第32——33页，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2]《中庸》：“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现代译文：“既要为多数人谋利益,取得民意的认同,又要寻找伏羲神农黄帝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能杂乱差错,还要从演化着的天球生物圈和演化而成的地球提升出核心价值观,不能背道而驰”。

[3]张祥平，吴俊：《儒道天下》，第174——178页，海天出版社，2007年即将出版

[4]张祥平：《制度对话》第1——22页，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5]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学联合论坛，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