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才会产生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终极归宿何在？如何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和意义？通俗地说，就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能不能永生？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永生？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就是对人生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对管理者来说，就是对管理的最高境界和水平的追求，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修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才能不断提高领导能力。

    对儒家来说，人生的最高境界与管理者的最高境界是一样的。即使不当管理者，也要配合管理者，当一个好的被管理者，所以也要懂管理，要知书达礼。在敬宗收族的社会中（参见第4.4节），成年人中的多数都是管理者，每一个当了父母的人都是管理者，只不过层次上有高有低：最高是平天下（圣），其次是治国（贤），再其次是齐家（君子）。因此，最高境界不一定处于最高层的人才能达到。相反，只要努力，多数人都能达到。

    无论哪一个层次，最高境界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立德，立功，立言（见图二十一）。最好的是“三立”俱全，其次是“二立”，再其次是“一立”。如果只有“一立”，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三立”的基础是“礼”——“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2003》）原因很简单：“礼”是群体延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有的具有长效功能，这是立德的基础；有的具有当下功能，这是立功的基础；未来的功能不能脱离长效功能和当下功能，所以“礼”也是立言的基础。

    用佛家的最高境界来对比，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儒家的最高境界（见图二十二）。

                                      首先看顶角，儒家究天人之际，是肯定人与环境的互动，肯定互动过程中每一次重大的良性调整；佛家破除执着，是否定人对环境的识别，否定进化过程中的每一个经验积累。儒家肯定，目的是维护群体延续（立德），个体融合到群体之中才能得到永恒，正如孔子晚年对学生的自白，“我只能和人聚在一起”（《论语·微子1806》）；佛家否定，目的是个人解脱（觉悟），个体要脱离群体才能得到永恒，正如佛祖晚年对弟子的告诫：“自作明灯皈依自己。”（《大般涅槃经》）

    从操作来看，立德的人在一生中要不断地把外在的“礼”和其它的历史文化积累转化为自身的精神财富和生活意义，觉悟的人在一生中要不断地把外在的一切有形存在和语词声色等等从自己的意识中排除出去。

    更具体地说，立德的人经过“学习组织管理知识”、“身体力行地理解‘礼’”、“不再对世上的事物感到困惑”、“肩负起传播知识的使命”、“听见任何事情都能理解”等重要阶段，最后达到这样一个自由境界：“即使无意中做出来的事，也有知识的基础，合于社会规范。”觉悟的人则要经过“认识人生中的烦恼痛苦”、“认识烦恼痛苦的起源”、“寻找消灭烦恼痛苦的方法”、“把烦恼痛苦消灭掉”等重要阶段，最后达到这样一个自由境界：“一切行为都是无意中做出来的，一切知识和话语都是无意中说出来的，没有任何规范。”最彻底的觉悟者，对这个自由境界本身也必须“破除”，因为“没有任何规范”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只要说出了话语，无论多么随缘无意，也一定有语词，有句子，语词本身的含义和语法结构，都不可能是“自作”出来的“明灯”。所以，佛家的最高境界不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稳态，而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破除过程”，重在那个“过程”，而不是重在结果。

    破除执着，必须执着于破除。其中隐含着悖论，反过来促使佛家弟子修行出一种真正的执着精神。日本的武士道、花道、茶道、柔道、庭园等等，都是源于中国的普通技艺，可是在佛教精进念定的“正道”之上，发展为承载执着精神的容器。日本企业员工的敬业精神，是执着精神的一种表现。泰国的人妖和西藏的密宗，也是执着精神的极端发挥。最高的境界是把这些极端再破除掉，扬弃武士，扬弃花，扬弃茶，只要那个“破除”。最典型的是禅宗：“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槃可往；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骂祖，得大解脱。”

    儒家既重视结果，也重视过程。吸收历史文化，就等于历史文化的吸收，其中没有悖论。正如孟子所说：“充分发挥本该有的心智，就能理解完整的人性；理解了完整的人性，就理解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保存好本该有的智慧，涵养完整的人性，才能够适应环境。不焦虑个人的寿命，用规律的有节制的生活把健康的心理状态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实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万事万物都是为我们准备的啊，让它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之中，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意义，没有比这样的快乐还大的。如果觉得推己及人这样的事情做起来很勉强，那就还不是真诚待人。”（《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张载对于儒家立德的过程写得比较详细：“乾阳刚，是父亲；坤阴柔，是母亲；乾坤相合，孕育化生，就有了我自己。天地间的营养，造就了我的身体；我的本性，是适应环境。普通的老百姓，是我的同胞；世上的草木生灵，都和我一起呼吸。大君，是乾父坤母的长子；官员们，是帮助长子的左膀右臂。尊重年龄大的人，不就是尊重家里的长辈吗？爱护孤独弱小的人，不就是爱护家中的子弟吗？推崇道德高尚的人，不就是给家里的后起之秀树立榜样吗？普天之下的辛苦人、残疾人、孤儿寡母、鳏夫寡妇，都是我的兄弟和亲属，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 就像伸出翼护的翅膀。快乐地去做，没有忧愁，就是纯朴孝敬的人了。不这样做， 就违背了道德。把真诚待人反过来，就是贼奸；我看不起帮助坏人的人。谁承担众人的责任，我想就是好人。理解了教化，我就宣传好的榜样；领悟了奥妙，我就传授给好的学生。即使房屋漏了，也不手忙脚乱，不降低人格；心智不能乱，涵养本性不能懈怠。我讨厌美酒，要学习崇伯子顾念后代；为了培育英才，要学习颖封人传承诗书。不辞辛劳，从长计议，这是舜帝的功绩；面对大难，不怕不逃，这是申生的崇高。把零散的师教融会贯通，这不是曾参吗？能够服从，执行命令，这是伯奇啊!享富贵，受福泽，是让我的生命感受天地的恩惠；遭贫贱，忍悲戚，是让人百炼成钢，成就事业。活着，我的行为合乎情理；死去，我的心灵得到安宁。”（译自《正蒙》“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年高，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立德与觉悟，具有一定的对等性，很像人照镜子，一个在现世，一个在镜中。不过，照镜子的比喻有缺点，因为觉悟者对镜中之像也是要破除的。

    儒家肯定的，是增加复杂性的方向：浑沌变为有序结构，低层次结构出现浑沌之后，进一步增加复杂性，从而出现高层次的有序结构——从物理化学层次，到生物群落层次，到人类文化和制度的层次，文化制度从古社会，到原始社会，到历史社会（封建社会、军事帝国、科举竞争社会、市场竞争社会），甚至演化为“超级复杂社会”或“信息保障社会”。

    佛家的否定，是增加熵值的方向：破除有序结构，从高层次到低层次：从人类文化和制度，到生物群落、物理化学，最后达到热寂。热寂是熵最大的简单状态：宇宙成为均一的热汤，也可以称之为冷汤，因为这时已经不可能区分热和冷了——热相和冷相也在佛家的破除之列。

    儒家的最高境界和达成阶段是孔子总结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0204》）

    孔子说的“天命”，是天人合一的使命感，不是一厢情愿的，也不是外在宿命的，而是与环境互动形成的。天不是神，也不会说话（1719），但是可以通过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启发人，激励人：流水可以使人智慧深思，高山可以使人真诚待人（0623），四时运行，万物荣衰，都可以与人生融合在一起（1719）。

    现代仍有一些知识女性，主张与子女平等，可是子女与她们平起平坐地相互指责，她们就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这时候，如果父亲要求子女“孝顺母亲，不管她是对是错，就因为她是你妈妈”。一般说来，这些母亲都不会反对，不会坚持说要搞清楚谁对谁错。对子女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他（她）觉得自己听从母亲是因为自己错了，为了证明自己没错，就不听从。可是如果明白了在日常纠纷的对错之上，还有一个大道理，就不会采用无礼的方式对待母亲。

    这个大道理就是“礼”，是尊重差别，并正确处理差别。这不是对待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待一个文化的问题。儿女孝顺父母，不是以父母完美无缺为前提，而是以儿女长大成人，应该报答养育之恩为前提。懂了这个大道理，孝顺一个不讲理的母亲，不仅不会感到委屈，还会有崇高的体验；在人生中经受磨难，不是令人痛苦的不幸，而是提高自己的艺术。

    孝顺父母、忠于道统，都不是把某一个人看得多么好，而是自己争取进入一个较高的境界，这是修身的必要环节。如果被孝顺的对象完美无缺，如果被忠的君王无可挑剔，那么用不着修身，也用不着克己，任何人都能孝顺，都能效忠。这不是说对任何君王都要效忠，儒家只忠于有道明君，如果道不行，就离开，或装傻，另外寻找道统，寻找明君。一旦找到了，就不能因为对方的小缺点而不忠，也不能因为决策失误而不忠。

    有些现代人把忠君说成愚忠，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儒家志士具有选择君主的自主权：在选定君主之前，不承担忠的义务；即使选定了，在没有确立明确的君臣关系之前，也不需要承担忠的义务。选择之前，要诉诸充分的理性来辨别对方是有道明君还是无道昏君，值不值得自己去忠。如果经过慎重选择之后确立了明确的君臣关系，就要承担忠的义务，即使后来发现君不仁，儒家志士也必须忠君，这样才能减少管理成本——否则，任何一个变节者都可以找个借口说君不仁， 忠不忠就没有意义了。中国史家苛评旧大臣归顺新朝，却不贬责新朝入选的新臣，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忠君不是愚昧的行为，而是非常理性的行为——在确立君臣关系之初，就要意识到这一个理性选择关系到今后全部的人生道路。这样的重大选择一旦作出，就具有了自然的属性，正如父母、兄弟姐妹、夫妇和朋友。儒家志士珍视最自然的人间关系，并且愿意为此履行“单方面的义务”，可以说是五伦的基本内涵。

    当然，最好的情况不是单方面，而是双方面。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总是要有一方首先承担风险。儒家的教化使得承担风险的一方把仁义放在首位。最坏的情况是双方都不仁义。

    单方面仁义常常能促成双方面仁义，都不仁义的话只能互相博奕。即使单方面仁义不能促成双方面仁义，人间不过是有善也有恶，不会太黑暗；双方都不仁义，只有恶，就成了一片黑暗。在单方面仁义不能促成双方面仁义的情况下，光明暂时被黑暗吞噬，可是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光明是主流——中国至今保持着在巨大版图内维护内部和平的世界纪录。

    儒家在现实生活中修身，也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在这一点上与佛家修行没有区别。对佛家来说，修行的高境界是觉悟成僧、成菩萨、成佛，对儒家来说，修身的高境界则是立德成君子、成贤人、成圣人。什么苦难都不受的人，不可能达到较高的境界。天性温良的人在生活中与世无争，乐于助人，浑然不知苦，行之不觉难，似乎用不着克己，用不着修身，就能为周围的人带来温暖，被人称为圣徒。圣人与圣徒的区别是：圣人知苦，而且知难，但是为了群体延续，不怕困苦，迎难而上，克己复礼，立德修身，影响决策，在最易出现恶的地方弘扬善，在人们认为黑暗的政治中投入光明。这样，才可能在较大的范围里，在久远的时段中促进群体延续。圣徒要靠着圣人，才能发挥良性的示范作用。正如司马迁所说：“有了圣人才能普照万物。伯夷、叔齐虽然贤良，但是只有在得到孔子提倡之后，他们的名声才久远传扬；颜渊虽然老老实实地学习上进，只有作为孔子的学生，他的行为才成为榜样。”如果没有圣人，人们就不可能向善，反而会倾向于作恶：“伯夷叔齐，可以说是善人了……最后却饿死……颜渊好学上进……也是年纪经轻就死了。天报善人就是这样吗？盗跖每天都杀戳无辜……还活了很久，到底是什么德行呢？……孔子说得好：各自认定的正路不同，就不能在一起进行决策……当环境变得严酷的时候，才能看出哪一条是正路；当世界混浊（的状况受到环境制约）时，多数人才认识到志士仁人的价值。”（译自《史记·伯夷列传》：“圣人作而万物覩，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如此而饿死……颜渊为好学……而卒蚤<早>夭。天之施报善人，其如何哉？盗跖日杀不辜……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亚洲东部的环境条件比较严酷，组织管理者通常都不是与世无争的人，多数普通人都不是圣徒，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四书·大学》）。孟子说得更具体：“……所以说环境造就一个承担重大责任的人，一定是首先让他觉得很痛苦，不顺心，要做的事做不成，旁累筋骨，忍饥受寒，精疲力尽，干扰他的正常生活，用这些方式来使他多思考，更坚韧，增加他本来不具备的本领。”（《孟子·告子下1215》：“……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对佛家来说，痛苦是要消灭的对象；对儒家来说，痛苦是增长本领的激励。佛家消灭痛苦的方法是破除痛苦的来源，提高自己的觉悟，化实为虚，换个空间，从现世轮回改为非世涅槃；儒家增长本领的方法是吸取历史文化的精华，提高自己的人格（立德），高屋建瓴，换个角度，从委屈的平视改为崇高的俯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