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万世太平这个境界，密切相关于儒学是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儒者不是独立于世外的人，也不是世中受照顾的人，儒者的知识修养要落实到组织管理中，要参与到世间的历史中，为群体延续作出自己的贡献，才能得到升华和圆满。在立德的基础上立功，一定是谋太平，安邦定国，安居乐业，不能是哄热点，搞运动，甚至搞斗争。

和平时期为国立功，除了上报天子，下安黎民的官吏之外，普通的君子们主要是为宗族群体立功谋太平：编修族谱，建立祠堂，设立族田族产（义庄）。

村庄中同姓的小家庭，以及城市中愿意联宗的成员，凡能追宗溯源，确认为同一个男性祖先子孙的，就可以修撰一部族谱，并且不断续修，详细记载各个小家庭成员的生卒、配偶以及他们之间的血缘连属关系。对于最早的祖先和历代有功于本族、社区及国家的宗亲，还要记录生平事迹，用以激励后人。违法者受到族规惩处，直至除籍。族谱类似于一个“单位”的花名册和光荣榜，但是比普通的单位更有历史感和认同感。严格说来，族谱类似于一个拥有长远历史和共同追求的社会组织成员名单的“史记”。一册族谱，能为每一个在册的活着的个人带来尊严：生有所源，当下有位，死有所归。仅从这一点来看，族谱就具有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宗族，还是中国当代的宗族，都不是一场骗局……它不会被人为地以简单的方法消灭掉。过去四十年中出现的反复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它“满足一部分不可能在其他组织形式内得到重视的需求。很显然，这个要求不仅不会导致现存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农民对自己及所属血缘群众的生命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深切关怀，终将有利于整个社会消除紧张，实现良性的互动”。

有远志的人不限于眼前的物质利益，也不限于个人的一生，而是考虑到子子孙孙。这样的远志，曾经有利于中原，将来还会有利于全世界——所谓可持续，就是远志。在这一点上，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为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个人尊严，很难远及子孙。

有尊严才有责任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组织中不是最低层，才会有尊严。即使阿Q这样的人物，一想起自己的祖上“曾经阔过”，也觉得有尊严——不管是不是精神胜利法，都要比根本没有尊严的人强。失去尊严的人不但不会安心务农，还可能铤而走险，报复社会；甚至揭竿而起，另觅尊严!

宗族组织中的最低层是小娃娃，以及精神上没有“长大”的小人。小娃娃一定会长大；小人只要付出努力，提升层次的概率就很大，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多数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在族谱中占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也在祠堂的宗族聚会中占有确定的位置，更不要说在经营族田的过程中，每一个付出心智和劳力的宗族成员，都会感到自己为亲人尽责任，都能立功。在更深的层次上，尊严感来自祖上的光荣和对后代的企盼，个人属于宗族延续的长河，每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为宗族群体立功的第二项内容是建立祠堂和维护祠堂，每年共同祭祀祖先。把族谱中的历史感、归属感、尊重感落实到具体的行为，落实到物质层面——仪式本身具有促进认同的良性作用，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可缺少。动物社会中也是这样：仪式的“原始功能是诱发种族内分子间的相互了解，以便避免攻击的不良后果”。人类的外交礼仪和各国庆典都具有类似的功能，近代的企业文化中也常常包括职工俱乐部（相当于祠堂）中的隆重仪式和歌唱，不外乎礼、乐范畴。宗族是各种人类组织中最有亲情的组织，祠堂和祭祀类似于西方的教堂和礼拜，但是更自然，更智慧，与环境。（天）“磨合”得也更为融洽。

祠堂和祭祀还有更实在的物质效益，从《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贾氏的族祭可见一斑：祭祀时的物品撤下来之后，族长贾珍把它们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充“公”，是荣、宁两府要用的；另一部分“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将族中子侄唤来，分给他们”。可是当贾芹来领取的时候，贾珍把他训斥了一顿。因为贾芹有个差使，管理水月庵，每月都有薪水（分例）。堆在月台底下的东西不是每人一份（分），而是只给“闲着无事没进益”的贫困族人，贾芹冒领“扶贫物资”，所以挨训。宗族内部的扶贫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最低生活保障”或“社会保险”，经济学术语是“社会再分配”。

为宗族立功的第三项内容是共同置办族田族产，也称义庄。用义庄的收入作为全族的公共开支，包括帮助贫困亲戚，接济孤寡，延师任教等等。义庄的管理人由宗族内部推选任命，与近代股东大会任命经理完全相同。义庄的大权不是掌握在经理手中，而是掌握在董事会手中，董事会由族中有德望的长辈组成。与现代董事会不同的是：委托代理的成本和法制保障的成本都大大减少（参见第8.4节）。尽管存在着委托不当和化公（族）为私（家）的风险，但是在儒文化圈中常常能够较顺利地化险为夷，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地发挥良性作用。孔府的例子就不用说了，下面是一个近代的案例，持续了二百年左右：

钱穆六世祖设立怀海义庄，到了钱穆的父亲钱承沛的时候，董事会已经由富三房掌握，而且出现了义庄“不义”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钱承沛代表老大房多次与富三房商议恢复义庄的功能，对方不同意，钱承沛只好投诉于无锡县署。义庄经理联合董事长抗诉。钱承沛、县官、富三房（董事长）都是知书达礼的人，最后达成协议：义庄仍由富三房管理，但是换成钱承沛比较信任的一个叔父。这个叔父委托钱承沛起草抚恤救济的细则，钱承沛出以公族之心，就连富三房也对他起草的细则很佩服。后来，钱承沛又为受抚恤者向帐房讨回公道，使得义庄功能完全恢复。钱承沛去世之后，亲族立即敦促钱夫人依例领取怀海义庄的抚恤。钱夫人哭着推辞说：“我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常常说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与几个伯父叔父为了义庄打官司。只是自已确实没有一毫私图，所以心里的歉疚稍稍减少一点儿。现在他的棺木还没有入土，他的妻儿就要吃义庄的大米，我将来怎么还有脸面去地下见我的丈夫？”亲戚们争辩说：“二相公生平不为私利，不只亲族中有公论，就连路上不相识的人也听说了。义庄抚养孤寡，是列祖列宗的意思。咱们这一个宗族，决不止你们一家接受救济。二嫂一个人不接受，让我们大家想起过去的事，怎么能安心？”钱夫人在众人面前通不过，只好把钱穆的哥哥和钱穆叫到面前站立，流泪嘱咐说：“你们兄弟听见亲友们说的话了吗？一定要立志早些自立。”（《八师》）如果没有义庄制度，中国近代就会缺少一个伟大的国学大师。反过来，如果没有以儒学为主的国学，义庄制度就很难正常运转——这个案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可能缘用西方的法律，尽管可以把钱承沛当作西方法制中的自然人，把义庄当作法人，可是一个贫穷的自然人以极少的诉讼成本与法人达成上述的效果，在西方的案例中是不存在的。

现代社会中的很多功能，都可以在宗族中完成：族谱相当于户籍登记，这种户籍不会因为人死了就吊销，而是代代相传、相记得；祠堂相当于会堂和教堂；义庄相当于社区财政预算中的收入来源，也相当于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保险基金和投资基金。族田的作用类似于养老保险、教育保险、失业保险等等。但它不是掌握在“机构”手中，更不是掌握在其它的国家机构手中，而是掌握在宗族手中。族田不会像纸币那样贬值，所以比缺少金本位支撑的纸币保险制度更可持续。过去，对中国来说，离开了宗族就不可能“开万世太平”；未来，对地球来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