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科举中榜光宗耀祖的举人进士之外，最可能为宗族立功的人是族长、宗子和职事，类似于西方的董事长、监事长和总经理；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厂长、书记和各个职能机构的负责人。在改革开放之前，或在农村中，厂长和书记有时混为一人。过去有些宗族也有族长和宗子是同一人的情况，但很少见。西方企业中没有党的书记，但常常有工会主席，其作用与中国大陆的工会主席不太一样，而是与书记类似。日本企业中的内部公共关系负责人也类似于书记。

鼓励宗族，其实就是鼓励源于基层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与现代商业社会契约的区别是：立约人一开始就以相互信任为基础，而不是以勾心斗角（相互博奕）为基础；还有，立约人都把宗族的延续（可持续）作为最高目的，而不是以短期效益为目的。有了这样的目标，才能不惜投入地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接班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宗族企业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越是高层次的知识经济，越需要为培养人才付出长远预期的投资；只有宗族，才会为下一代才收到效益（回报）的知识经济进行投资，从而在较高层次的知识经济中取得主动——开万世太平。如果不承认宗族，一定要把商业契约作为基层组织的基础，那么中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家庭观念淡化到西方的程度。否则，就必然出现全社会的信用危机。

对整个社会来说，通过承认宗族，规范宗族，可以大幅度减少管理成本：以宗族为基础，能在官吏选拔中大大减少投机分子入围。一个讲究投机的宗族一定会较快地被中国社会淘汰，正如一个违法经营的企业一定会较快地被欧美社会淘汰一样。

宗族培育民主意识比西方的企业还要强，类似于西方的社区选举：“家（族）长由家众推举，只看才能，不问年辈”，“宗子不称职，家长可以‘择次贤者易之’”，“典事二人，协助家（族）长，家众中不论长幼，德堪表率者均可当选”，“监视（一人）在四十岁以上的端严公明可以服众的家众中推举，两年一轮”。掌管钱财的职事常常是半年一轮，在有的宗族中，各位职事“任期一年，并不得连选连任”，比英国对首相的约束还严。

宗族制度与现代民主不但不矛盾，而且留下了制度互补的余地：基层以上的选举以宗族为单位，人口多的宗族，票数也多，相当于把美国参、众两院的选举并在一起（不妨称之为民意院）。这样，就可以另选一个英国式的上院（以科举竞争的方式进行，不妨称之为通儒院），兼容市场民主和科举贤人的优点。参见下图：

宗族本身是一个基层单位，较大的宗族比一个中型厂矿的管理内容还要多。在修身齐家的过程中培训出来的组织管理能力，比现代的普通干校强得多。尤其是悟性很强的族中子弟，边读书，边耳濡目染，甚至参与管理实践，所以中举之后经过短期的中央培训就能成为管理一方的官吏，有能力治国平天下。科举制度正常运行时期的县级主管，培训成本主要是宗族支付的，不是政府支付的。康熙自幼在宫中，十几岁就显示出成熟的政治操作能力，只靠读经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宫中的组织管理和人际关系等实习实践过程，才不至于纸上谈兵。曾国藩如果没有“宗族干训班”的培训，也不可能只凭书本知识就成为中兴栋梁。

    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组织管理人才大多出自长江以南，根本原因是江南的宗族比北方的宗族普遍得多，完整得多，有效得多。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和邓小平，无不在宗族中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干部培训”。民国之后的第一级领袖中只有袁世凯出于江北，但仍在黄河以南，源出于大宗族之中。在第二级甚至第三级的领袖中，除了受父祖余泽而高就的人物之外，也极少有出自小家庭的子弟。

为万世开太平，离不开宗族。对个人的激励，是光宗耀祖和惠及子孙。

宗族路径不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将有助于推进其它方面的改革。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管理者，离开了宗族去立功，在中国的环境条件下肯定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