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等等不是社会人的共性。它们不像“追求较大的个人覆盖度”那么“基本”。

如果把它们作为人的基本参量，就很难认识一个真实人的行为，因为这些参量与人的其它参量，如体质、智商、性格、学识等等，基本上相互独立，其中的每一个，都不能对人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有。

这些社会参量的统计平均值不仅很难用来预测，而且连“解释”实事都很困难。因为多数情况都不是处于平均值附近的社会成员在起主导作用，社会总体状态与社会成员个体行为的平均状态之间不是线性相关，反倒是处于“两头”的社会成员在起主导作用----好的一头提供“上行下效”的示范，如“君子”；坏的一头提供“不坏白不坏” 的示范，如“小人”，以及没有受惩治的罪人。俗话所说的“成则王侯败则贼”中的“王” 和“贼”，也是“两头”的示范。这与一个高压锅中的分子平均动能，严格地线性相关于温度和压强是大不相同的； 如果高压锅中的温度和压强主要取决于“两头”分子的“示范”，那么分子平均动能就决不能用来“解释”热力学现象。

在 “理想人”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理论”常常是“非科学的理论”，可分为下面三种情况：“不科学的理论”，即理论预测被实验否定；“纸上游戏的理论”，即不作理论预测；“形而上学的理论”，即理论预测不接受实验检验和实践检验，如“上帝不会死”，由于“上帝”是一个虚设名词，不与任何真实个体相关，所以“不会死”的预测不接受实践检验。

“理想人”的误区除了把非共性当成共性之外，还有把人当成产品，当时“标准件”。其实，在万人以上的较大社会中，人不是“标准的”，而是“准正态的”----在参量的取值范围内， 既不是人人平等，不会都好，不会都坏，也不会都不好不坏；好、坏和不好不坏的数量也不是差不多，而是“两头少中间多”：好的和坏的少，不好不坏的多。林肯为这种状况找到一种“解释”：上帝最喜欢不好不坏的普通人，所以就造得最多。

近代理论的一个重要误区是探究“本质”，其实“本质这一概念是哲学上的假概念。”“本质”就是科学时代的“上帝”。像上帝一样，“本质”是隐藏在表象世界深层，而又与已知世界不同的东西；或处于人们行为之后，而又与公开表白不同的东西。空谈“本质”的人们，自以为完全理解了一切，其实是信奉了新的“上帝”。科学知识之中，没有“本质”的地位----人的认识，总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之内，通常不叫做“本质”，在限度之外，人们还没有认识。孔子说得好：“知道自己已经理解了哪些事，还知道自己没有理解哪些事，这就是智慧。”

人类认识的限度，受制于人类的识别能力和探测技术；在限度之内，确切的知识只能建立在专有名词、类别名词、和行为动词的基础上。其它知识，也必须植根于此，才有生命。

社会知识主要是从 “实事”中归纳出的社会人的共性和重要实事。社会理论的基础是可以用来进行预测的实事。“实事求是”就是“温故而知新”：“熟悉过去发生的实事，理解新发生的事实，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决策者的老师”。

在自然科学中，在耗散结构引起科学家的重视之前，用基本因子往往能够推论出重要实事，所以，以基本因子和定律为核心的理论知识成了最重要的知识。不但周期规律常常不被称为理论，而且简单的因果关联也不被称为理论，只被称为“唯象”科学。例如，同一种农作物在不同“处理”中的生长状况不同，即使成为科学结论也不被目前的科学界认为其中有什么科学理论 ---- 其中只有因与果合在一起的“象”：“处理”时的条件控制是 “因”，生长后的产量统计是“果”，一前一后都是“象”，不过是同一事实的两个阶段。又如“病灶”与疾病，“细胞”与生理，都是“唯象”的关系。即使“基因” 与遗传，在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之后，也减少了“理论”性；只是由于DNA 所荷载的“信息”是看不见的，所以才保留了一点儿“理论”性，似乎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