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可被感觉器官识别的东西，凡是专有名词与类别名词所对应的个体、群体、事件， 都是“象”，都缺少“理论”性：科学时代的理论家们受物理学中“质点”的影响，总是试图用重设名词来为理论奠基。这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误区。

寻找基本因子和建立理论模型的方法，只对于相对简单的物理化学现象来说，有可能找到“决定”性的关联；对于复杂的人类社会来说，则会把真实世界变为想象世界----对某一理论而言， 世界变得简单了；而对于各种理论组成的“理论界”来说，世界变得混乱了。正如“瞎子摸象”，某一个理论用自己重设的具有明确内涵的名词来“推论”复杂的世界，正如一个盲人用“水管”来“推论”大象。这样做虽然简单，而且有一定的根据，但是把几个盲人的“理论”放到一起，世界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各种理论“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纸上空谈的思维游戏，受理论约束的学者们反而失去了常识性的判断：他们“置身于一个不再与事实的逻辑和理性的秩序相关的模拟的逻辑之中。事实不再有自己的轨迹，事实出现于模型的交汇处”。

问题出在重设名词的“意义”，在社会学科中难以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用实验来确定。专有名词和类别名词就与此不同----至今为止， 关于“意义”的无休止的“哲学”争论，全都是拿重设名词或广义动词当靶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每一种意义理论都有不可自圆其说之处”，“诸种意义理论之中，没有一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站不住脚的(正如某个盲人摸到的象)，同时也没有一种对于所有的语言现象具有普适性( 正如真实的象对于某个盲人)。”

不过，即使是物理化学式的社会理论，如果能够与实事相互对照，不只是用来“解释”，那么，还是可能有助于人们在不断深化的解释过程中，循着一种比较严格的逻辑思维，更多地认识到影响实事的条件，直到发现“此路不通”，就能有助于人们采用新方法来获取社会知识。超越物理化学式的理论，得到更高级的理论。

经济理论与实事的相互对照比社会学说多，尽管经济理论不如自然科学，但是比社会学说更可靠，所以在西方是“显学”。例如，尽管古典经济学属于“事后诸葛亮”，不是预测指导，而是在商人资产者大展身手之后为其辩护，但是亚当·斯密等人用“私利本性”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来解释“看不见的手”市场，仍然有助于人们“摸”欧美现代社会这只 “象”。后来，一次次经济危机的实事说明市场不能保证“客观为别人”，凯恩斯就改革了古典经济学。 主张由政府保证充分就业，这种市场不那么“自由”；继凯恩斯的 “半自由”经济学之后，又出现了自由的货币经济学，再后来，又出现了不那么自由的制度经济学。

当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之后，与实事的相互对照就越来越困难，经济模型也就失去对决策的良性作用----“现代的计量模型必然包含了数百个以上的方程式来描述各种经济关系。但对(较长预测期的)经济波动并未比其他预测模型具有更佳的预测能力。”这就进一步说明这些理论的局限性。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上述的管仲相当于亚当·斯密，由于中国的环境条件相对严酷，有效期很短，一般不超过30年，同时继发后果很严重，所以管仲死后不久， 人们就不得不寻找新的规律：秦汉之交的张良，就相当于凯恩斯；汉初的黄老之学，用阴阳五行、奇门遁甲来模拟社会行为，就相当于凯恩斯之后的各种理论模型。这些方法与近代的社会经济模型一样，都曾参与决策，而且有过一定的良性作用，但它们也一样是短视的、短效的， 不能保证群体延续，所以，汉代建国五十年左右，平定了七国之乱后，到了汉武帝时期， 开始扬弃建立模型的方法，采用儒家“述而不作”“以史为鉴”的方法：实事求是。尽管后来又出现过短视政治的回潮，但是每一次回潮之后，都会被扬弃为以儒家为主流的稳定时期。

“阴”相当于等级结构及其它制度等“硬件”，“阳”相当于协调规则与竞争规则等“软件”；“五行”是五种主要因子之间的相互推动与制约，即相生相克；“奇门”是“奇、仪、星、神、门”的简称，“奇”指乙丙丁，“仪”指戊己庚辛壬癸，奇与仪合起来，就是在天干纪时的十个字中去掉了“甲”，即“遁甲”，因此，“奇仪”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时间参量； “星”指夜空中的九个重要恒星，用作空间参量；“神”指早期遗存下来的九个重要图腾，相当于现代模型中除了时间与空间之外的自变量，“门”指八种与社会变化及人类行为相关的预测，相当于现代模型中的因变量。“遁甲”相对于“循甲”而言，“循甲”就是把“甲”作为时间的参照点，“遁甲”则是试图使得有关的模型不受“甲”的制约，也就是对于不同的时间参照点都有效，或是推广到各种随时间而变化的事物，建立起更为复杂的模型。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则是试图使得有关的模型不受空间的制约，也就是对于地球上不同的地区都有效。 无论中国的阴阳家，还是西方的理论家，都以寻找基本因子建立模型的方法作为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 不同之处是：西方经济理论主要考虑“生”----需求(效益)“生我”，“我生” 供给，所以基本分析框架中只有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而成一阶均衡点。  欧美一阶均衡的早期数量化表述可参见莱昂·瓦尔拉斯的 《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其中较少涉及时间变量和交易主体的不对称性。中国一阶均衡的早期数量化表述则没有这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