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理论家之所以比中国的阴阳家 “从容”，能够用一个又一个理论去影响决策者，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欧美的环境条件相对宽松，近代以来，生产力“线性发展”的有效期较长 ---- 尽管也常存在3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但落潮的后果不很严重。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偶然性与科技发明的双重作用，人们在二百多年的时间内，通过发现新大陆、 新资源，还通过产业升级，一次又一次地度过了自然条件的天然制约，人在“征服”自然的路径上获得了一轮又一轮“线性发展”的新机会。

严格说来，经济管理的知识也是社会知识，但是在目前西方的学术规范条件下，各领域分割较严重，所以西方的社会学知识大多数是指社会知识中的细微末节，较重要的社会知识，则被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占领”。本章介绍的获取社会知识的方法，不限于西方的学术分割。

西方经济理论向外传播的时候，其中的环境条件和文化条件往往被忽视，仿佛成了普适的理论。这是理论研究中的最大误区。个别国家如日本，不但不能说明西方经济理论是普适的，反倒说明后发国家对环境和文化条件的依赖更大了：日本像西欧北美一样是海洋国家，在市场经济之前一样是封建割据，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样走上海外扩展的殖民道路，但却一直不能赶超欧美；直到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给日本带来更多的机会，日本才赶超了西欧。 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也受惠于冷战，但是其它条件不如日本，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如日本。

把一个并非普适的理论误解为普适理论，指望这种理论像物理化学一样到处适用，就使得这些理论在其它地区引起恶劣后果，如俄罗斯等。尽管如此，没有跳出误区的学者仍然不对理论的适用性进行反省，而是小修小补，建立新的模型，或者在原有的分析框架之中采用一些过去尚未采用的模型，拿整个社会来作试验。试验的结果，少有成功者。

就连欧美本身， 由于全球环境条件的变化， 也面临了旧理论不能导致良性后果的危机。 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国合环境与发展会议，标志着旧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引起全球性的警惕。尽管可以对原有的分析框架加以扩展，用来解释环境条件较严酷和由此导致的法制秩序不健全的经济现象，但也仅限于“解释”，真正与实事相关联并找到出路，仍然要有新方法。

即使对于早期理论的良性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事实上，对于说服决策者来说，凯恩斯的理论，正如张良借用的筷子一样，不过是一种道具，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说服方式不止一种，不一定必须使用凯恩斯理论；为了说服决策者，只凭理论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不可能说服决策者；同样，如果没有秦末的人口流动，张良也不可能说服刘邦。从理论本身来看，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张良“借箸代筹”，都只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有良性作用----只有在短时期内，真实的非线性社会现象才能近似地用线性关联来模拟，正如只有在短距离内， 螺形曲线才能近似地用直线来模拟----至今为止的社会经济模型都是线性模型。 对于非线性的研究，难以使用寻找基本因子和建立模型的方法，因为其中涉及“对称破缺”、“奇怪吸引子”等问题。

用模型准确模拟真实社会， 就相当于用直线准确模拟曲线。 一条直线相当于一个模型， 一条曲线相当于真实社会。最准确的模拟是一条直线成为一条曲线的切线，与曲线只交于一点，相当于社会研究中的模型只在某一特定时刻为真----这就不再需要模型，而只进行识别记录就足够了。

在短期内有效的决策， 其实不必复杂的理论，正如人饿了吃饭就会起作用，不必复杂的理论模型----在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中，真正起作用的部分都不复杂。这正如中纬度的早期居民，为了度过春荒而计算秋天储粮的数量一样，也正如皇权社会中实施的 “尽地力”、“盐铁”、“均输”、“平准”一样，还如同中国一些自然条件较差的省区那样----“当条件不利时，即尽力缩紧自身；一旦条件改变， 便又伸展开来。反应可谓极为灵活，并无‘器质’性的障碍可言。这实际上仍是一种经过计算并且‘合算’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