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场时的情况不同， 市场竞争的制度对于不同层次的人来说，透明度不一样。所谓“看不见的手”，只对下层来说才是完全“看不见的”，中层可以“看见”一部分，如写得清清楚楚的法律，而对于上层来说，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因为他们已经“更上一层楼”，所以“得穷千里目”:市场竞争社会的最高一层楼是金融，富翁们的金钱被“融”得最多，所以对于金融的控制也最多。除了有形资产之外，富翁们的无形资产更利害:家族内部的关系和家族之间的关系增加了他们的金融实力，减少了金融风险。

上层决不把其中的家族关联和 “无形资产”公开，因为西欧的贵族与教会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贵族尊重差别，教会主张平等，美国更强调平等。如果上层公开了全部规则，在与其它阶层“博奕”的时候，就会失去重要筹码。这种社会隔膜的历史积淀至少可以上溯至英国的光荣革命前后，那时国王与领主“博奕”，议员与引进国王的“博奕”。

中国没有宗教的干扰， 可以公开承认不平等， 同时力求公正地形成差别:从周公(姬旦)开始，就把游戏规则公开地写下来，后来孔子承上启下，“有教无类”地把四书五经教给学生，普通人也可以根据“三礼”修身齐家。

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美国，能够较长期延续其特征的家族，都有相似的“无形资产”，在西方常常以家族秘密的形式存在，只有“长子继承”一类的家规为世人所知；但在中国，长期延续的家族主要不依靠家族秘密，而是依靠写在《礼》中的规则，包括家族成员的行为准则、族址维护与管理、物质生产与分配、教养后代的规范、聚会仪式、相互支援的程序等。

中西的一个重要差别是:中国的大家族常常以耕读为本，自给自足，如孔府；而西方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大家族逐渐脱离农耕，不断扩大敛财能力，家族内部在金融财务上相互支援， 类似于社会上的保险公司，以此保持其社会地位。为了减少外界对于“不平等”的压力， 大家族内部的秘密不外传，同时要设法引导国内多数居民“向外不向内”，去国际上扫除 “不平等”。在对外抗争之中，多数居民都会容忍国内的不平等，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内部不平等，因为只要存在抗争，人们就不会失去基本常识:如果平等了，就没有力量，任何一支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学者之所以宣扬“文明的冲突”和“遏制中国”，就是“向外不向内”的传统在起作用。其实中国的传统之中根本没有扩张性。

尽管中国和西方社会有这些不同， 但下面这一点是相同的:“风尚来自上层，时髦来自低层” ----如果上层注重“为政以德”、“克己复礼”和“学而优则仕”，时代风尚就是 “知书达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时髦则不是出于上层引导，例如唐代以微胖的女子为美，明清的女子以缠足为美，等等；如果上层注重“名门贵裔”、“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时代风尚就是“没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生来不愁钱的最行”，这也与爵士乐或霹雳舞无关；如果上层注重“阶级斗争”和“精神变物质”，时代风尚就是把一切都说成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 ，甚至为了“大旱年夺丰收”而虚报降雨量，这些，都与男孩子剃光头女孩子扎小辫儿的关系不大； 上层注重“经济建设”，时代风尚就是“董事长满天飞，经理满街跑”，至于时髦的婚纱摄影或居室拆装，则不一定来自上层。

一般说来， 雅层次中的“理性”成分较多，而俗层次中的“模仿”成分较多。一种“理性”的行为，如果易于被人模仿，而且有利于模仿人的个体生存，那么，经过一个较长时间之后，雅层次中的行为就会扩展为多数人的行为。 这也就是上文多次提及的历史积淀。因此，在“习俗”之中，既包括过去的“雅”，也包括现在的“俗”。即使是“俗”，也有其存在的道理，不宜用“理性”的框子去“破旧”----如果一种行为确实不利于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它一定会被历史淘汰，不必“破字当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