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欧在阳历12月25日庆祝他们最大的节日圣诞节，而中国人在阳历一月底到二月中庆祝最大的节日春节。从现代来看，二者都是“习俗”，但是从历史积淀来看，其中的理性成分是很多的----在西欧，过了冬至之后，日照时间延长，大西洋上的西风送暖，所以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西方的圣人耶稣，正好出生在这个气候转折时期，所以节日的名称就是“圣诞”；而在中国，过了冬至之后，尽管日照时间延长，但由于常规西风仍然把西伯利亚的寒流送到中国，所以要到春节前后， 也就是阴历正月初一前后，气温才一天一天地升高。中国的圣人孔子的生日不在这个气候转折时期，所以节日的名称就不可能是“圣诞”。即使孔子的生日也处在气候转折时期，节日的名称仍然可能不是“圣诞”，因为较为严酷的环境使得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完全不带有宗教色彩， 所以中华民族不把孔子当作神，而是当作智慧仁爱的老师。

如果有一个中纬度的民族， 一定不想在气候的转折时期过一个大节日，那么，他们就会错过农时， 被环境气候淘汰。与此不同，在低纬度的热带林区，由于环境太好，人们必发展定耕农业和储存粮食，没有这些技术管理也照样能维持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 ，而在高纬度的北极圈附近， 由于环境太差，农耕和储粮技术对人们的帮助十分有限，所以低纬度和高纬度的那些遗存部落，在被殖民者侵略之前，节日习俗就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欧。

旅游中的雅层次和俗层次，也与历史积淀相关。中西游客都追求“三S”，但是内容不同，原因是人与环境“磨合”的历史积累不同。中国的“三S”是山、水、诗----“流水使人智慧深思，高山使人真诚待人智慧的人有作为，很快乐，真诚的人最安宁，能长寿。”西方的“三S”是日(sun)、海(sea)、性(sex)。

水与海的差异较小，都是水体。人离不开水，文明社会中的多数人却不是生活在水中，也不是生活在水乡，所以旅游中需要大面积的水。

山与日的差别， 与地理气候相关较密:中国农耕文明源于太平洋西岸，常规西风从大陆吹向海洋，晴天多，阴雨少，水旱灾害较多；西欧文明源于大西洋东岸，常规西风从海洋吹向大陆， 阴雨天多，艳阳天少，水旱灾害较少。中国晴天多，就没要在旅游中追逐阳光； 水旱灾害较多，大山就成了庇护所，中国历史上的“封禅”，就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生态保险”。这类“保险”与现代的“社会保险” 功能相同，“生态保险”的早期时效也像现代企业兴衰一样，极为“实惠的”:“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与此不同，西欧商业文明中的自然灾害较少， 高山不会“使人真诚待人”，阳光却比雨露珍贵得多。中国人说起 “自然”，常常想起高山流水，田园树木；西方人说起“nature”，却想起雄狮裸猿，野性肉欲，都是环境使然。

第三个“S”的中西差别，是由于中国的旅游起自文人，游兴与诗兴成正比，此外，科举竞争社会在一夫一妻制之外辅以纳妾制，文人没有必要在旅游中寻求性满足，早期的旅游风尘仆仆，十分劳累，如果不是“需求旺盛”，不会有人自找麻烦，所以旅游中不追求“性”；西方的旅游起自商人，游兴与物质欲望成正比， 又由于基督教强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没有辅助的制度安排，商人们就利用出家在外的时候寻求非妻非夫的性满足，“用金钱辅助自己”。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市场竞争制度中，“金钱万能”，有需求就有供给；正如在科举竞争制度中，“群体延续第一”，纳妾制的最初根据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儿童存活率不高的时代，如果正妻只生了一两个儿子，丈夫的“孝”就体现在纳妾生子，保证“有后”。为了群体延续，还要保证多数官员 “忠” ，如果把“忠”的标准定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就会有很多官员“不忠” 。中国不以宗教立国，“忠”的标准定位在下级对上级的关系上，而不是定位在男人对女人的关系上。当然，男女关系也要合乎“礼”的规定:青少年不能淫秽，成人尽夫妇之道， 一切人都不能乱伦，除此之外，其他的男女关系常常被“礼”认可，或被制度默许，加上一定的礼仪规定之后，一般不妨碍官员的内心真诚，不妨碍“忠”。

对于山水和日海的需要，都可以说是雅的，也可以说是俗的；但对于诗的需要，一般认为是雅的、 高品味的，而对于性的需要，一般认为是俗的、时髦性的。即使美国的豪门富户，也不公开主张追求“性”，更不用说英国的绅士和德国日本的旺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