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面对着人类积累下来的无穷智慧，你的心中只会满怀敬畏，甚至会夹杂着淡淡的悲哀。想想看吧，有多少美妙的故事你从未听过，有多少对重大问题的探求你永远不会去思考，有多少令人欣喜、发人深省的思想你无法分享，有多少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你服务而你却不会去收获劳动成果。

震撼、敬畏、悲哀、甜蜜、自由地翱翔。

很少有这样一种活动，能同时给予人如此众多情感的交集。但英国作家毛姆认为，至少有一种可以做到，那就是――读书。他曾这样写道：“如果你在图书馆待上一天，不管这座图书馆有多小，当你面对着人类积累下来的无穷智慧，你的心中只会满怀敬畏，甚至会夹杂着淡淡的悲哀。想想看吧，有多少美妙的故事你从未听过，有多少对重大问题的探求你永远不会去思考，有多少令人欣喜、发人深省的思想你无法分享，有多少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你服务而你却不会去收获劳动成果。”

这样的“悲哀”，恐怕所有读书人都曾经历过，然而，一旦进入阅读本身，“悲哀”便会迅即转化为幸福的甜蜜，正如毛姆的同胞、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言：“阅读将使我们与伟大的人物为伍，生活于对崇高思想的渴望中，在每一次困惑中都会被高贵和真理的火光所照亮！”

读书，是一项个性化的体验，其中的美妙，非亲历而不能知。

一位北京史专家与书为伴的“四乐”

眼角的皱纹、霜染的白发记录着人生的岁月，谈起与书的缘分，今年68岁的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史研究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的眼中焕发着光彩，“这样的故事几天也说不完”。一瞬间，分明可以感受到，他被读书所带来的幸福感包围着。

47年过去了，王灿炽永远忘不了的是1959年的那个春天。那年，他大学二年级。

从闽西山区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一切对王灿炽来说都是新鲜的。“先是‘反右’，后来是‘大跃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学生坐不下来读书，图书馆总是空了一半以上”，他回忆道，“而我从小喜欢读书，一天读不到书都会感到难受。”于是，发给班上的图书馆阅览卡，几乎成了他的“专权”。

课余时间，王灿炽总是选择到图书馆看书。每天都能在同样的座位上看到这个青年人，这不禁让习惯于在阅览室巡视的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施廷镛先生格外留意。终于有一天，王灿炽被叫到馆长办公室。“你是学历史的？你掌握历史学的工具书吗？”施廷镛先生问。看着王灿炽的一脸茫然，施先生要他在第二天下课后再到图书馆来。第二天，施先生把早早赶来的王灿炽领进文科教师阅览室。“哎呀，一大排，全是文科的工具书啊！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真是大开眼界啊！”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从王灿炽先生的语气里，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的兴奋。

这一次，仿佛是打开了一扇门，让王灿炽以后几十年的读书生活找到了方向。此后，施先生特意嘱咐阅览室的管理员给王灿炽读书提供方便，“施先生当年给我‘小锅饭’吃，让我终身难忘，让我终生受益。母校图书馆留下了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在王灿炽先生不算宽敞的居室，四面环绕的，是被书籍挤得满满的高大书柜；将客厅隔成内外两间的，是半高的书橱；桌角、地上摞起的，是厚厚的图书和剪报。就在书籍的簇拥中，王灿炽享受者读书的“四乐”：“寻书之乐”、“用书之乐”、“淘书之乐”、“捐书之乐”。

王灿炽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执教中学长达16年之久。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后，北京市要加强社会科学研究，他才在1979年的7月被推荐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当时人们推荐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论文写得好，另外一个是读书多。

“刚到新单位时，我只向领导提了两个请求，希望给我买20个装卡片的抽屉和1万张卡片”，王灿炽说。当时，在北京定居十几年的他已经“迷恋”上了这个古都，他决心把北京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侯仁之先生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北京，单士元先生是从古建筑学、档案学方面研究北京，我想，我的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从目录学、方志学、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北京的历史。”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写北京的资料都收集、了解到。

他一头扎进了北京各大图书馆。

在首都图书馆，他发现了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学者在“劳改”时整理的《北京报刊资料索引》20多万张；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他不仅把所有有关北京的古籍书籍目录誊抄了下来，还系统整理了解放后从原南京总统府运来的藏书目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翻阅了所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卡片……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人们都曾看到这个中年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