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的是：京师警察厅派来的暗探多，京师卫戍司令部派来的暗探少，在双方互相争夺时，陈独秀落到警察厅便衣暗探的手中，立即用汽车把他解到警察厅去。为什么说侥幸呢？因为那时京师卫戍司令是段派嫡系段芝贵，我们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就指明：“要枪毙段芝贵”。如果陈独秀落到段芝贵手里，就不一定能保证他不被杀害。那时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人，平日还认为陈独秀是很有名的文人。等到后来，安徽几个老顽固派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都用书状要求保释，吴炳湘也就卖个人情，把陈独秀释放了。但陈独秀虽然被取保释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有行动就须得到政府批准。这是陈独秀在京师警察厅中关了三个月的经过。

在陈独秀被捕的三个月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人物向左右分化的开始。李大钊真正是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他这时还是大讲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就，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胡适则不敢在家里居住，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去躲藏起来。胡适听说有人对他所写扇面的主人说：“你怎么找这个‘过激派’胡适替你写扇子？”大吃一惊！因此，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过激派”。那时我同胡适同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们所办的《每周评论》，就是以这个地方为通信处。我那时负《每周评论》编辑责任，因陈独秀被捕，气愤不过，对段政府和安福系大加痛骂，说：“安福胡同是他们的聚义厅。”李大钊仍然在《每周评论》上介绍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反动的北洋政府叫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主义”，说所有谈“过激主义”的人都是“过激派”。胡适至此，掩盖不了自己的真面目，就在这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针对李大钊进攻，借以表明他自己不但不是“过激派”，反而是反对“过激派”的人。可是李大钊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就在反动政府极端仇视“过激派”的时候，仍在《每周评论》上著文答辩，声明他自己是欢喜研究马克思理论，绝不动摇。当这场大辩论还没有结束时，《每周评论》就被反动政府勒令停刊了。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地抵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告诉我们沿途平安的佳音。

今天回忆，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在，因而把它记录起来。

（责任编辑：宁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