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价，一些大陆学人日益趋同胡适的观点,把“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截然分开，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前者的民族主义倾向打乱了中国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节奏，使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甚至，新文化运动本身也受到了质疑：

“不妨问问‘新不容旧’的新文化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90个年头过去，今天在纪念它的历史成绩的同时，亦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它给20世纪社会、文化、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最强大的基因莫过于“君为臣纲”，强权代表真理、忠君就是爱国，这属于专制的文化基因。今天，检讨新文化运动的负面作用固然政治正确，但不能将后来走的一些弯路也归罪于这场运动。

试问：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政治专制少了吗？大规模反抗只是迫于要被饿死，不得不来回更换主子，穷折腾。如果脱离具体历史情境，连“穷折腾”都要全盘否定，那人类为追求正义所付出的血泪都算是浪费了。

与新文化运动给国人带来的民主与科学相比，其负面作用实在是有限得不值一提。拯救了亿万生灵的青霉素尚且有负面作用，何况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

钱玄同激烈得要废除汉字。被专制了多年，国人的耳朵一向不大好使，而现实又那么黑暗，那么令人绝望，说点过头话，至少能振聋发聩，起到反思传统文化的作用，这很了不起。

鲁迅先生对反现代文明的恶势力的愤怒一以贯之，所谓“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不过是激愤之言，对鲁迅的评价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