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五四”时期批孔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必须看到：其不科学性也极其严重。早在“五四”批孔如火如荼之际，中国至少有一位哲人——郭沫若先生就已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致一日本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中国有人在骂孔子，“更极端的人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华民族的堕落全归咎于孔子，持这种高论的人们哟！他们的冥蒙终久是非启发不可的”， “五四”批孔有中国现代史上最大学术冤案之嫌。

一、孔子是封建专制理论的始作俑者吗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出自孔子。如易白沙论证说：“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笔者认为此说无据。

第一，孔子尊君权并不否定臣权。孔子时代，为中国封建领主贵族时代，君臣间有一定“民主关系”，虽然比不上古希腊，但无绝对君权。因此，在孔子那里，君臣都是对应关系。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君不能“尽礼”，“尽礼”，“人以为谄也”。怎能说他“尊君权漫无限制”？

第二，孔子反对“谮君”仍是为了维护君臣间的对应关系。孔子确曾批评过鲁“三桓”的“政在家门”、齐管仲“有三归”等，这表面看来是维护君权，但实际上仍是为了维护二者间的对应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只要失衡，天下就会大乱，封建领主贵族的民主政治就有可能会解体。如他以鲁国为例，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最终导致“三桓之子孙微矣”。

第三，孔子“仁政”思想还有限制君权的一面。在孔子后期，各诸侯国的君权都明显加强了，尤其在对人民剥削的问题上，更为突出，所以孔子提出了以“爱民”为内涵的“仁政”。“仁政”要求统治者不要为所欲为，要倾听人民的呼声，为民办事。当“季康子欲以田蚡赋”，使冉有请求孔子支持时，孔子坚决反对。后冉有帮助季氏卒成此事，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真有鼓吹“聚众造反”之嫌了。孟子亦有相类似的思想。

第四，尤其孟子还有“臣下易君”合理论。孟子是孔子的正统继承人，他不只认为君臣是对应关系，而且君主若搞专制，臣下可以“易君”。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荠，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无疑是对孔子“聚众造反”思想的深化。

二、“三纲”不出自儒家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三纲”出自儒家。如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使“民于君”、“子于父”、“妻于夫”皆为“附属品”；吴虞也说：“孔子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

这种看法欠妥。

第一，“三纲”的始俑不在孔子。孔子只讲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前所述：孔子这里的君臣是对应关系，父子亦然，与“小人”相对的“女子”不是妻子。孔子既未将三者并列，也未有三者的“一顺”关系之思想，怎么能说“三纲”出自孔子？

第二，孔子无“天尊地卑”思想。“三纲”虽出于“天尊地卑”，但“天尊地卑”不是“三纲”理论基础。“三纲”与“天地尊卑”均本于“阴阳”学说。众所周知：孔子无阴阳思想。阴阳思想出自战国后期邹衍，第一部阴阳哲学著作是战国后期的《称》，那里才有“伸阳屈阴”说。因此，怎么能说“三纲”的哲学基础在孔子呢？

第三，儒家还倡导“诤子”、“权嫂”。儒家认为，子不能绝对服从于父，遇到父亲不当之处要“诤”，《孝经》一书讲得非常清楚。孟子虽然说过“男女授受不亲”，这只是反对男女一般意义上的过份亲昵，认为男女应当正常相处。但是，“嫂溺”必须要救助：“援之以手，权也”；“不援，是豺狼也”。这些均与“三纲”的旨趣迥异。

第四，“三纲”出自先秦的韩非。笔者一再指出：“三纲”源自韩非。《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首次将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并列，又将其关系确定为“一顺”而非“对应”，并将其当做治国方针，这才是“三纲”的始俑。过去，理论界一直认为韩非是法家，笔者在拙作《韩非非法家论》中明确指出：其应为申子术家，是术家集大成，还是术家分支“义理”学说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