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正式使用“三纲”一词的董仲舒亦非儒家。既然“三纲”的始作俑是韩非，那么董仲舒事实上就是将韩非的“三顺”概括为“三纲”的。可是，对此他却从来都避而不谈。过去，理论界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中曾明确指出：他应是申、韩术家，是韩非“义政”学说的正统继承人。因为董仲舒的思想核心不是孔子的“仁政”，而是“义政”，他的“义政”与韩非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三纲”与儒家无关。

三、思想专制是否为儒家思想

“五四” 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儒家搞思想专制。如吴虞说：“自孔氏诛少正卯，著诲圣言，非圣无法之历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乎异端，自附于圣人之徒；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氏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明李卓吾以卑诲孔、孟专尊释氏，为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所著焚书，两次禁毁，言论出版皆失自由。则儒教徒之心理与犷悍可以想见。”此说不确。

第一，孔孟无思想专制的理论。孔、孟的思想核心都是“仁政”，从“仁政”中推导不出思想专制。虽然孔子批评过晋国法家“铸刑鼎”，孟子曾言词激烈地“辟杨、墨”和许行等，但这都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不属思想专制范畴。因为他们都不主张烧书、杀人和不许言论自由。孔子还称赞过“子产不毁乡校”。怎么能说孔子主张思想专制呢？

第二，“杀少正卯”不能做为孔子主张思想专制的根据。因为：1、该说不出自正史，亦非孔子同时代或稍晚时代的记载，而是出自孔子身后几百年的战国后期；2、这一事件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不合，也无原始旁证相佐；3、记载此事的《宥坐》，乃荀子弟子所作。荀子弟子在战国后期大都背叛师门，投入了术家的怀抱，如李斯、韩非，并成为迫害儒家的急先锋。实际上，孔子“杀少正卯”就是这些人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败坏儒家声誉和为其迫害儒家制造理论根据。

第三，历史上真正主张并实行思想专制的是术家。术家商鞅在秦变法时，最早“燔《诗》、《书》以明法令”。韩非对此曾做过详细的论证：“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明主之国，“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谁敢犯禁，“破其群以散其党”，“灭其迹”。后来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均本于此。为什么反思想专制不批商、韩？

第四，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明清“文字狱”均是韩非思想专制的翻版。前面讲过，董仲舒与理学均为韩非的“义理”学说。董仲舒的思想专制，完全脱胎于李斯的“焚书议奏”，二者异曲同工。李斯是明着要焚、杀儒家，董仲舒则是暗中以假儒家取代真儒家，试图对真儒家进行思想专制。明清以“文字狱”为特征的思想专制就是韩非“义理”学说重新泛滥的产物。

第五，韩愈《原道》中的思想专制，是个别儒家对术家思想的吸收，且未曾讨诸实践。思想专制的著作权不在儒家，而在韩非，韩愈的思想专制理论，无疑是对韩非思想的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愈主张“烧书杀人”，但唐代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统治者却坚决反对，认为其主张是错误的。所以，当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后，却出现了“一封秦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惨烈结局。因此，不能把个别儒家吸收术家思想专制的行为，说成是儒家都主张思想专制。

四、“五四”批孔的学术反思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了中国古代唯一的治国思想，百家均被剿杀了。如陈独秀说：“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易沙白亦有类似说法。笔者早在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此说无据。

第一，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史无证。笔者不否认董仲舒曾向武帝上过此建议，但武帝是否采纳并实施了却很值得研究。因为我们既找不到武帝同意实施时的诏令，也找不到实施此建议时“烧书杀人”的证据。武帝时期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对此全不知晓，而且，整个西汉时期的学者对此也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怎么能说武帝采纳并实施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

第二，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思汉以后的历史是错误的。汉、唐儒治时期，明确反对独尊儒术，反对思想专制。如汉宣帝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东汉桓谭以儒反谶，光武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唐代韩愈以儒反佛，被贬潮州。董仲舒主张以“阴阳错行”乱杀重臣，坐罪当诛，武帝赦免了他。王充批判儒家先师，著《问孔》、《刺孟》，未被追究。唐代还为《老子》等四部玄学经典置博士，并以其取士。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玄学统治，玄学非儒学甚明；宋明是理学时期，我们知道，理学亦非儒学。因此怎么能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思考武帝以后的中国历史和思想史呢？

第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班固、司马光的学术谎言。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首提此事，但其说：1、与司马迁的《史记》不合。司马迁在《董传》中绝口未提此事。2、与整个西汉文献不合。除司马迁外，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此事。3、内在矛盾百出：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春秋》博士，怎么会再参加《五经》博士考试；董仲舒被评为《五经》博士考试第一，为什么不先授博士，只给一“江都相”；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武帝七年的考题相同；而且董仲舒考试的第二道题，明确写着是百家考题，非《五经》策问；4、认为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根据不足。班氏只说，既对毕，武帝“任仲舒江都相”，“任江都相”怎么能代表武帝采纳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自班氏之后，汉唐无人提及此事，只是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才又将其完善化：他将董仲舒的对策由原来的武帝七年，提到元年，然后将二年的“罢申、商、韩”等学说和七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当做实证。然而，司马光此说并未解决班氏的矛盾，反而带来了新问题：1、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博士，可以直接上书朝廷，为何要在武帝元年再参加博士考试，并上此建议呢？2、此时崇尚“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健在，他若敢出此言，定招杀身之祸。3、既然武帝已在元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何二年还要卫绾来罢“申、商、韩”，还要王臧、赵绾以儒反“黄老”？为何还要等到七年再由田蚡蚡 “绌抑黄老，崇尚儒学”？4、武帝元年未置《五经》博士，董仲舒若此时对策，何来儒学之《天人三策》？可见伪痕斑斑。事实上，武帝二年的“罢申、商、韩”是术家与“黄老”的斗争，与儒家无关。田蚡在七年“绌抑黄老”虽与儒家有关，但只是将“黄老”由统治地位上拉下来，把儒学当做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非是对“黄老”进行剿杀。二年的“罢申、商、韩”亦如此。“黄老”与术家都仍是治国的辅助思想。

第四，武帝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应是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笔者在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曾矫枉过正，提出“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其实欠妥。“推恩令”只是武帝以儒学治国最后取得成功的标志，不是其起点标志，起点标志还应是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时间为武帝六年。但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1、它只是将儒学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并未剿杀百家，百家仍是治国的辅助思想；2、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百家合流”，而非“独尊儒术”；3、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儒”、“德”、“术”轮为主导，非是一儒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