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问：从你的谈话中我感到，你主张用一种冷净、更多层面的方式来反思“五四”。

答：近两年，我曾经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 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八所大学做过每次近三小时的演讲，题目都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收在《清园近思录》里的那篇《对“五四”的思考》，只是一个提 纲。现在我可以作些补充。

问：强调“再”字，是不是在一些问题上有些新的想法？重新认识“五四”除了从文化 思想角度认识外，政治上也需要重新评价，比如“反封建”的概念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事实？

答：反封建这一提法，有人不赞成。中国封建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陆的研究者曾有几种说法。有一点应该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 这跟西方说的“封建制度”完全两样。反封建在大陆成为一种普遍的说法，大约可以上推到三十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大论战的时候，那时上海生活书店就这两个大论战出版过两本书。据我所知，当时*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性质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那时，如果有人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被怀疑为托派。

答：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先驱者，将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自然的、道德的、都摆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认识。如果不重新估价那些已被接受的既定观念，那就根本谈不到启蒙。这是我对“五四”进行反思主张新启蒙的由来。今天不是简单地完全按着“五四”的道路走。“五四”未完成的任务应当继承，但是“五四”思想需要深化，而不是重复，这就是我对“五四”主张再认识的原因。

问：从思想意义来说，你还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问：接受外来思想影响，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被认为是“五四”最为突出的思潮和文化 特征之一，你如何看持这样一个碰撞和交融过程，特别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交融现象比较。

答：外来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这可以举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最初传播佛法是依附道术，采取以外书比附内典的办法，用和佛经比较接近的老庄术语来翻译佛经的专门名词，这就是所谓的“格义。”到 了道安时期，认为“格义”于理多违，遂废止“格义”不用，而采取进译和音译，使佛经得以更准确地保持它的原来面目。这种求信求真的办法至玄奘时期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译出的佛典如法相唯识都是佛书中的精华，可是并未传播开来。广为流传的却是经过中国化了的佛典。直到宋代佛学才被中国文化所吸收，一种外来文化为本土文化所融化，往往是要经过漫长曲折过程的。佛学传入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而“五四”时期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是我国第二次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前者历时千年，而后者倘从晚清算起仅百余年。我不认为“五四”时期对持西学的态度及吸收西学的方式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我认为那时以西学为坐标（不是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文化，是和国外那时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有着密切关系（“五四”时期陈独秀即称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二战后西方批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而提出多元化的主张。其实就在当时西方有些人已经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采取了尊重态度，比如“五四”时期来华讲学的罗素、杜威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