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外来思想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以第一次传入中土的佛学来说，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过去却把它说成是蠹国殃民。如范文澜最初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持这种看法。现在人们不这样看了。）第一，佛学丰富了我们原有的语汇，比如今天用的大众平等这些名词，都是来自佛书。还有许多成语如瞎子模象、唾面自干，也是从佛经传入的，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了。佛经还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增添了一些新形式，唐代的变文就是其中一种。第二，佛经传入也带业来了新的思想因素，比如沙门不敬王者，佛家的出家观念，不婚娶的教规等等，均对我国的传统 观念冲击力甚大。至于在思想模式方面首先是思辨思维。魏晋时代玄佛并用的学者提出 所谓三理，有无之辨、言意之辨、神形之辨等就是思辨的讨论，它使我们的思想领域扩展了，这种影响是不容抹煞的。第三，随着佛经传入也带来了因明学，即印度的逻辑学。 古印度已有五明，因明为其中之一。因明原有五支论法，后改为宗因喻三支论法。我国 先秦时期虽已有近于研究逻辑理论和名辨学家，但很快就衰落了。熊十力曾说印度文化的重逻辑精神“可纠中土之所偏”，这话很对。宋代儒学被称为新儒学，就因为它与原始儒学不同，融入了释道等思想，不仅使儒学获得新发展，也使宋代文化呈现了新的局 面。

问：现在看“五四”，不能用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都是不应该的。

答：“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如果参照第一次的经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是总要有一个过程。从一九一六年到二十年代中期，时间很短暂，不能期望它承受太多的东西。“五四”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存在什么样的问 题？大家都说继承“五四”，可是继承“五四”的什么？我认为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 很少被人注意，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王、陈等一向被视为旧营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体现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倘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们的教科书或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其荣誉和威名于不坠了。自然一般所强调的民 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上。这也是近八十年来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一直有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此外，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

问：你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

答：是的。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申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

问：我觉得，即便在做遵命文学的同时，鲁迅其实没有完全失去自我。

答：鲁迅的思想有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变成阶级论者以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根本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三十年代，他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 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中国*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同样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 文艺界也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第三种人的同情遭批判。）如果鲁迅当时不是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此外，同样由于政治倾向， 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陈某的信中，也作了错误的判断，怀疑他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 托派也是极左的派别，我并不赞赏。鲁迅所指摘的那个人，在信发表六、七年后，因抗日被捕并在日本特务机关被害。但鲁迅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这种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 这一点，从他在不少书信中对于那些被他称为“元帅”的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抱怨与微词， 以及声称要按自以为然的道理去做这些情况来看，是有迹可寻的。他给萧军信中劝他不要参加组织，认为“在外边”还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样心情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