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人批评它“反传统”，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来自维护旧传统的旧营垒中人。但近些年来，批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人却完全不同。他们中有海外华人学者及海峡两岸服膺新儒家的学者，以及一部分青年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林毓生教授著一本书叫做《中国意识之危机》，书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全盘性反传统”。我在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时，曾撰文反驳林先生的观点。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强调指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主要指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个代表人物是林氏书中提出的），从他们个人的言论主张到他们的工作实绩，都表明他们并非什么“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而是努力于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有关这些内容，本文自然不须重述。我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新文化的领袖和健将们为什么对旧传统持强烈批判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数十年来一直被指为“反传统主义者”，此“罪案”的要害在何处？
　　为了行文的方便，也是为了同讨论的对方对话的方便，我准备在本文中，也借用“反传统”这个提法。但是必须事先说明，不加特别界定，简单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传统，是不恰当的。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这篇纲领性文献里明确地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又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大体上也是同样的主张。因此，准确地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对传统是采取评判的态度，他们不是盲目地反对一切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制度、习俗、观念等等做出分析，重新认识其好处与坏处，对坏的一面自然要加以反对，对其好的一面，或对其不致阻碍社会进步的方面，则加以继承或加以适当的改造，成为有益的东西。
　　当然，五四时期，新文化的领袖和健将们用力最多的是批判传统中坏的方面，并且有时表现出很激烈的态度。受这种影响，一部分青年在言论和行为上，往往有过分情绪化的表现。我在本文借用“反传统”的提法，主要是指领袖分子对传统的坏的方面的严厉批判。而不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总评价，更不是对其领袖分子的总评价。这点是必须说明的。

　　　　　　　　　　一

　　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传统，主要是指秦汉以来逐渐积累和形成起来的那一套政教、风俗、伦理、道德等等东西。这些东西虽历代略有因革，但根本性质未发生大的变化。明清之际曾有人有所质疑，但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的意思。直到清末才有人明确反对，并提出一些新的观念来。但是两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决不是几年、十几年能够革除或改造的，也决不是少数人写些文章，讲些道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直到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朝被推翻若干年后，表现于观念上、伦理规范上、风俗习惯上的那一套传统的东西，仍未发生大的变化。民国成立后，短短六年之中，竟发生两次复辟。有识之士皆以为是传统旧习惯势力过大所使然。陈独秀在1917年5月初，袁世凯的帝制失败还不到一年，他就指出，“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果然，两个月后就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事。陈氏又说：“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的臭味。”当年7月，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船到日本，正赶上国内张勋复辟。回到国内，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归国杂感》，文中说，“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他们的观察说明，除了皇帝换成了总统，朝廷变成了内阁，另外增加了一个不能主导大局的国会以外，社会国家生活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传统的旧势力的影响仍在人们的观念中、行为习惯中占着支配的地位。陈独秀、胡适等都觉得，要造成真正共和的新国家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中国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们必须对传统进行批判改造的工作，或者说要做一番“反传统”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