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问题(3)_国学

再谈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问题(3)

2009-04-30 16:41

来源：一元一国学网作者：耿云志

四从新文化运动在青年界引起的反响，以及一般社会人士的观感也可以看出，批判旧的宗法式的家族制度及其旧道德，确是当时思想革命的中心问题。当

　　　　　　　　　　四

　　从新文化运动在青年界引起的反响，以及一般社会人士的观感也可以看出，批判旧的宗法式的家族制度及其旧道德，确是当时思想革命的中心问题。当时比较最有影响的一些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国民》、《湘江评论》、《星期评论》、《觉悟》、《建设》、《少年中国》等等，都有许多讨论改造家庭，女子解放之类的文章。例如《建设》杂志，它本是孙中山为改造革命党而创办的刊物，并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位。但此刊也有很多讨论家庭伦理问题的文章和通信。举例说，该刊第2卷第2号通信栏有朱执信（他是孙中山周围最重要的思想家）写给杨庶堪的信即谈到“所谓伦常，所谓秩序，亦正与轨道同，皆欲以一终古不变之规绳，驭转变无常之人类社会，尤复望其一一适合，而其终则无一而可，惟有祸患贻人类而已。纵使不能一切蠲弃不道，而现代之所谓伦常秩序者，已成死骸，不足牵制恶人，而恰可以束缚良士，必须立为湔洗改作。”
　　至于在青年界的反应，我们可以举出傅斯年为代表。1919年初，他在《新潮》第1卷第1期上，发表《万恶之源）一文，文中说，人的一切善的行为皆发源于“个性”。倘没了个性，一切善都无从发生，所以他说“善”是一定跟着“个性”来的，那么反过来，一切不善的，恶的东西必然同破坏个性相联系。于是他又说，“可以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源”。但是，“什么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他认为是，中国的家庭。他论证道，家庭要你“赚钱养家”，于是你“不能不屈了自己的人格”，放弃自己的独立的事业，为钱奔波。家庭教育你要服从社会，服从别人，于是你并且连带你周围上下左右的人都“寸步不由自己”。还有的家庭娶妻纳妾的怪现状，姑媳之间的怪现状，妯娌之间的怪现状，等等，等等，总是弄得人心神不能清白，人格不能独立，能力无从发挥，“一天一天向‘不是人’做去”，谁若不按现有的格式去做，便有“名教罪人”的帽子戴上。他的结论是“名教本身是罪人”，“名教本身是杀人”的。
　　傅氏的言论颇可代表那时代一般不满现状的青年人的普遍心理。比如瞿秋白就深叹：“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那时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因感受家庭桎桔的痛苦，特别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之苦而千方百计逃出家庭。政界著名人物易宗夔之幼女易群仙，逃出在北京的家庭，找工读互助团青年朋友帮忙，拒不回家。甚至他父母提供帮助，她都拒绝接受。湖南一位女子赵五贞，被父母逼迫成婚，她在花轿中自杀以抗议。另一位女子李欣叔，为逃避逼迫成亲而只身逃到北京。李超为逃避嗣兄的压迫，走出家庭，到广州，到北京，为求学问，求独立而经历种种困苦，终于病死在北京，这是人所熟知的故事。在那个时候，为求自主，求学问，求婚姻自由而纷纷离开家庭的青年男女真不知有多少。可见，旧式家庭压制青年的个性，阻碍他们的成长，甚至摧残青年的身心健康，傅斯年谓旧家庭是“万恶之源”，实是有感而言。

　　　　　　　　　　五

　　宗法式的家庭制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根本基础，一个人一出世，首先遇到的外部环境就是家庭。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在家庭制度中深深扎根。它的表现形态就是渗透儒家思想的一套礼教。从孔子开始，基于古老的祖先崇拜，建立以“孝”为核心的伦理体系。《论语》中说“孝”为“仁之本”。《孝经》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显然是把孝看作是人伦之最根本的东西。能够做到孝，则“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酉鬼）不争”，如此才能天下太平。反之，不孝必是大乱之源。所以孔子又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忠君是孝的观念的推移。孔子说：“君于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梯，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孝为德之本，孝可推移扩充到各个人伦层次，从而造成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局面。我们这里引据孔子的话，皆出于《孝经》。《孝经》乃古代读书人自幼必读之书，它的影响十分深远。吴虞曾很正确地指出：“儒家的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庭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因此历来“忠孝并用，君父并尊，教立于家，效著于国”。“君主以此为教令，圣人以此为学说，家长以此为护符。”利用这一套说教，“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每个宗法制的大家庭就成了这个大工厂的分车间。早在清末就有人指出，由于家庭制度牢不可拨，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受此制度的束缚，眼界狭隘，“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想，家之外无经济，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犹如沉人陷阱之中。可见封建宗法制的旧家庭，实在是牢笼人，束缚人的天性的第一道枷锁，要求得个人的解放，非首先冲破这道枷锁不可。当然并非说所有旧时代的家庭都一样只有桎梏人，残贼人的恶的性质。一般说来，下层社会，礼教熏染或不甚深，上层家庭中亦有少数仁厚长者，减轻了家庭制度中恶的一面。但总的说来，旧家庭制度不利于青年人的个性发展，这是肯定无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专制，并没有破除旧的家庭制度，更何况在满清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而是产生了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无数的专制者。他们在各自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仍然实行着专制主义。军阀、政客，以及各地、各行各业的“土老大”，仍能从旧式家庭培养的“孝子”中，找到可为己用的奴才或顺从的工具。孝子、忠臣在“民国”的时代，仍起着维系旧制度的作用。
　　正因如此，切望循名责实，在民国的招牌下，真正着手建设民主的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新国家的人们，便认定必须批判旧家庭制度，打破它的桎梏，解放一代青年，造成一代新国民。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篇第一义便申明：要青年人“自主而非奴隶”，指出“忠孝节义”乃“奴隶之道德”。以后屡屡强调，要巩固共和制度，建自由民主国家，必不容旧的家族伦理制度继续存在。因为此种道德实质是讲尊卑别贵贱专制主义的阶级制度。胡适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借介绍易卜生的机会鞭挞旧家庭的四大罪恶：自私自利；奴隶式的依赖；装腔作势的假道德；怯懦。大声疾呼，摆脱这种家庭的桎梏，解放个人，养成健全的个人主义。他告诉青年们，要使自己人格独立，必须自己负责任、担干系。他要青年人明白，要想有益于社会，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锻造成器。这篇文章被诩为“个性解放的宣言”，它在当时发生了“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鲁迅则疾呼“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他要觉醒了的人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孩子一引者）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可见，当时的思想家们大力批判旧的家庭制度和旧的伦理观念，完全是为解放人，完全是为了最终摧毁专制制度。所以说，在家庭制度方面，在伦理方面的“反传统”，实即是反专制。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批判中世纪式的家庭制度，伦理观念，就是批判中世纪式的专制制度。其实不单局限于此。因为中国的中世纪式的专制制度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达到了非常完善的程度。因而，专制主义的精神贯穿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所以在各个层面批判旧传统，客观上都具有反专制的性质。不过详细论证这一点，便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责任编辑:落叶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