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的内在根源、双重悖论与新文化的中西合璧。

就是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业而较少关注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激烈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越是那些恨不得中国立刻摆脱贫弱愚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人，在“五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往往也最是激烈。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在文化上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文化会逐渐地更具有世界意义。而且随着中国在社会发展上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也必然会对现代性的缺憾进行更多的反思。

当代否定“五四”的思潮在中国内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其中有“寻根文学”作家指责“五四”切断了我们与传统的“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在现实中受挫时，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也隐隐约约地将矛头对准“五四”，似乎是“五四”切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而在新潮学人那里，其热衷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体与人道主义的颠覆，也往往将矛头指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有学人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武器，指责“五四”的西化倾向是数典忘祖的“鹦鹉学舌”。其实，一些具有新儒家倾向的海外华裔学者，早就开始清算“五四”的文化遗产，认为是“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不得不反思：“五四”的反传统是对传统的“断裂”吗？“五四”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在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五四”就该被否定吗？“文革”是“五四”的结果吗？因此，在纪念“五四”90周年的今天，怎样全面深入地把握“五四”的文化精神并且予以历史的评价，就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课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激进的反传统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从各自不同的知识视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批判反省。问题就在于，虽然西方从达尔文、马克思到尼采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动摇与颠覆也是“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源泉，然而，“五四”反传统之根本的精神内驱力与内在根源，却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以及家国社稷的兴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为了富国强兵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程，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利炮坚船与科技工艺，到维新派与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从维新派学习西方的虚君共和，到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可以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五四”之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西方的大潮，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西化的高峰———就是不但在物质文化和体制层面，而且在伦理道德与审美艺术的精神层面，全面向西方文化学习，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反省。这里的理论逻辑是，既然我们的文化在竞争中没有优势，那么我们就学习你们的文化，学习部分不行，我们就学习你们文化的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