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因为战败以及国家陷入生存危机而放弃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并不多见，也许同属于儒家文明圈而率先“脱亚入欧”的日本是个例外，而“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斗士也大都留学日本。在其他文明中却多是相反的例证，譬如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从西元前281年开始，耶路撒冷先后被推行希腊文化的塞琉古帝国和罗马所占领，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全盘接受来自希腊与罗马的“先进文化”，而是坚信自己的神，仅仅在罗马统治时期，300万以色列人为了争取信仰自由和民族独立就被屠杀了大约150万，而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却反过来在精神上征服了疲惫不堪的罗马帝国。在国破人亡之后，散居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也不放弃自己的犹太教信仰。一些基督徒认为信仰一神教的阿拉伯人容易改宗同是一神教的基督教，但是，尽管十字军东征使无数穆斯林流血牺牲，尽管基督徒利用各种手段诱使穆斯林改变信仰，但是他们的结论是“穆斯林根本不可能改宗”。而中国文化的灵活性使之从来没有这样执着于信仰，而是靠务实的经验与实践来验证理论与信仰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将儒家最高的道德追求“仁”，送给了不知“礼”的管仲，因为管仲给国家社稷带来了实际利益，使人民免于走向野蛮状态，这也就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识时务者为俊杰”……正如五四时期鲁迅在《热风·三十五》这篇随感录中所说的，“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这与后来邓小平的“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如出一辙，都是中国文化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的表现。反传统的内在文化根源来自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这是“五四”反传统的第一个悖论。

如果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进行深层的分析，会发现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业而较少关注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激烈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越是那些恨不得中国立刻摆脱贫弱愚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人，在“五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往往也最是激烈。其中缘由，也需到传统中寻根。儒家对于老百姓的要求似乎并不高，只要能够安居乐业，对上崇拜祖宗孝敬父母对下传宗接代就可以了，但是对“士”的要求却很高，要求他们跳出小家而利大家，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文人的这一传统，在现代就转化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精神。相比之下，留日派之所以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比英美派更具有时代感召力，就在于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拯救家国的使命感。他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的书，受的是东洋的气，日本因“脱亚入欧”而成功地挤入列强的行列，给了他们向更极端的方面效法的榜样。这就出现了另一个“五四”反传统的奇观：就是激烈反传统的精神内驱力是来自传统的强烈使命感，这是“五四”反传统的第二个悖论。

由于反传统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所以“五四”所造就的新文化既非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如胡风所说），亦非中国传统的直接结果（如周作人所说），而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儿。可以说，“五四”新文化是科学分析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结合，是注重国家整体（家国社稷）的富强与吸纳民主精神的结合，是反抗列强入侵的感时忧国精神与个性的自由精神的结合。如果仅凭“五四”人物的西化言论，以为新文化就是西方文化，就会找不到理解这种新文化的门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五四”所造就的白话文本身，就介于精密分析的西方语文与灵动简约的文言文之间。事实上，“五四”人物都是国学根底深厚的文人，他们是以中国文化传统所造就的“前见”与“前理解”去“拿来”西方文化的，因而他们选择的是最能于兴国振邦有力的西方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底，但是“五四”人物很少看取基督教的信仰成果，而更偏重于选择反叛基督教的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等人的现代文化成果。这就难怪，认为西方文学的深刻性与艺术价值在于基督教原罪精神的华裔美国学者夏志清，指责现代中国文学并没有学到多少西方文学的精神。而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捷克的普实克，则指出现代中国从西方输入的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的潜在影响与渗透，他甚至认为，中国现代优秀的短篇小说，例如鲁迅的短篇小说，其艺术渊源主要不在传统的散文而在于旧诗。从这个意义上看，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中国文化视为“儒家文明”，完全无视现实的中国文化其实是中西合璧的产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文明冲突”的学说，就没有多少说服力。

由此可见，“五四”并没有割断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而是吐纳东西而使两种异质文化合璧的结果。“五四”造就的白话文以及各种文化范式，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否定“五四”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种轻佻的文化举动。而肯定“五四”巨大的文化贡献，并不等于说凡是“五四”人物的言行，就一定是真理，更不能当做今天的言行规范。譬如，不能因为“五四”人物否定中医，就认定中医是没有价值的，中医药大学就该取缔。“五四”人物对于中医的否定，既是对以科学分析精神为特征的西医的推崇，对以整体的悟性与经验为特征的中医的批判，又是一种文化策略。在全社会尤其是底层还笼罩在西医是骗子以至于洋鬼子的照相术与电线是挖眼睛做成的氛围时，极力提倡西医并贬低中医不是非常必要的吗？在全体国民一有病就先看西医的今天，发掘中医独特的文化价值以弘扬于世界，不也是非常必要的吗？曾说“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鲁迅，后来不也说《本草纲目》中“含有丰富的宝藏”？因此，对于鲁迅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等激进的反传统言论，也都可以做如此的诠释。因为即使在“五四”之后的中国，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材，国学都占了压倒性的比重，这与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在今天，即使在我们的政治课本里，也很难发现《四书》、《五经》、《老子》等中国文化元典的精神。当年，即使是在新文化的大本营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英语的林语堂，也觉得不补中国文化的课似乎是没有文化的表现，难以对得起教授的称呼，而在今天，除季羡林等老一辈外文教授颇通国学之外，年轻一代讲授外文的教授对中国文化又知道多少？所以，我们对鲁迅在那种语境中的言论的合理性予以充分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一定不能成为今天教育的指南。看看那些抗战将领用文言文留下的充满民族气节的遗书，你能轻易否定中国书的价值吗？“五四”人物几乎都是留学归国的，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被蹂躏的危险，他们对中国文化由失望而走向反叛，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拿绿卡”住在外国，都充满了传统文人所承担的强烈使命感，毅然归国拯救华夏，这不正是他们从小所读的中国书使然？倒是“文革”一代“不读中国书”的学子，成为“物质女孩”，高喊“我爱美元”，走出国门就不想回来，有的还拿着绿卡回国傲其邻人！事实上，胡适、鲁迅等“五四”人物是意识到自己那种激烈的反传统与西化主张的策略性的，鲁迅就说你要开一个窗子国人是不肯的，但你说要毁坏房子国人就允许你开窗子了。基于当时文化语境的策略性主张，当然不具有普遍的文化指导意义。因此，从历史评价的意义上，我们反对否定“五四”，并且充分肯定“五四”对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大文化价值；而在现实的文化选择中，我们又不能盲从“五四”，而是要根据当前的文化需求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