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将“文革”与“五四”相提并论进而否定“五四”，其理论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从“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五四”与“文革”确实都具有激烈的反传统的外在形式，但是在实质的文化内涵上，“五四”与“文革”却是尖锐对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是作为“先觉者”而向广大群众进行启蒙的姿态出现的，目的是使群众的思想观念由传统形态转化成现代形态，这其实仍是传统士大夫使命感的一种现代转换；“文革”则是一场拿文化领域开刀的政治运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权威都在被打倒之列，进而完全颠倒了“五四”的启蒙主体与对象。“五四”张扬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反对社会群体对个人的束缚和压制，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与专制；而“文革”却是以“合群的自大”来反对“个人的自大”，以社会群体来压制个人的自由，以阶级的共性来抹煞人的个性，甚至最有个性的文艺作品也极度抹煞个人，在署名上也多以集体的旗号。“五四”反对各种对人的自然欲求的束缚，反对任何形式的禁欲主义与风化主义；而“文革”对人的自由的剥夺与个性的抹煞，导致了严重的禁欲主义、风化主义。那种以无“性”为导向的禁欲主义，非常典型地表现在“样板戏”中。在文艺上，“五四”文学社团蜂起，流派繁多，多元共存，各种文学“主义”争芳斗艳；而“文革”则是“我花开后百花杀”，一切都是一元为尊，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在文艺上的表现就是豪气冲天的“革命呐喊”汇成了一律化的“红海洋”，最后是八个“样板戏”走在“金光大道”上。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用连坐的方式由否定“文革”进而否定“五四”。“五四”的成功与“文革”失败的文化经验教训是，应该基于中国的现实需求，吸取西方各家各派的文化精华，正如鲁迅所说，这种文化的吸取应该是，外既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仍不失固有之血脉。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在文化上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文化会逐渐地更具有世界意义。而且随着中国在社会发展上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也必然会对现代性的缺憾进行更多的反思。然而，这都不能构成否定“五四”的文化理由。“五四”是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深重的语境中急于挣脱传统而走向现代，在吸取西方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开辟了现代文化的各种范式。由于“五四”反传统与西化是建立在多重的悖论之上的，因而并没有失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其创造的新文化也是中西文化合璧的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集大成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吸取佛道之营养推陈出新的结果，其中反传统的魏晋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就更能理解“五四”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价值。

（责任编辑：落叶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