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的尊严，生者的安慰。记住是为了不被遗忘

69227，17923。

组成这数字的每个“1”都代表一个人，他们分别属于汶川大地震的死亡者和失踪者。去年9月之后，这组数字没有再更新。去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后一次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据民政部报告，截至当日，“5·12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

69227个一年和17923个一年过去了。

每个“1”在他人看来是数字的一个部分，在其家属看来，就是整个世界。这并非最后的数字。今年3月5日全国人代会上，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介绍说，该省正在加快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包括失踪人数确定为遇难人数的认定工作。

这数字经过怎样的统计过程得来？一年内经过了哪些变化？持续公布和暂停更新背后，出于怎样的考量？对死难、失踪者及其家属而言，这统计又有怎样的意义？

137，13 失踪和死亡

4月26日早上六点起床后，老张突然想进山。他听说，映秀至耿达之间的公路，25日开修。

儿子张健被巨石压在这条路距耿达最近的垮塌处下。一年了，这些石头一直压在老张的心头。“没准今天开工，石头会被推开了。”他带着点担心，和隐约的希望，想第一时间看到石头被移走。

张健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系是去年5月12日上午11点47分。当时他给妻子打电话说，吃完饭下午就能到家。这位前出租车司机，在全家凑钱买了辆依维柯后，挂靠在一家公司下开始租车生涯。当天，有人包车在卧龙参加奥运熊猫认养活动，同车一共17人。但在成都金牛区，地震后他的家人守在他小区门口的简易棚中，一直等到5月15日，都没有等到他回家。

后来的查询表明，在5月12日14点27分时，依维柯的GPS信号消失在了路中途。

去年5月27日，单位开出证明说，他们已16天下落不明。

随后7月1日，同车有人的亲属向卧龙派出所备了案，17个人被列为“失踪者”。但老张一直没有放弃，他以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映秀镇中滩堡村头道桥组在第三天才开始。头道桥在一处山坳里，地震发生后，全组的房屋都被震垮，田地也都毁坏了。道路中断，天又下雨，泥石流凶猛。“最紧要的工作是救人。”组长邓云太说。

因为离得远，这期间他们和外界一直没法联络。到5月15日，大家都安定下来后，为了向外界传递受损信息，靠着从废墟里找到的烟盒纸和笔，邓云太开始了自发统计。但早期的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地震发生时他们组有人在附近公路上搞绿化，孩子们则在镇上读书。

第五天他带着四个人终于翻山出来，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映秀镇。全组人也陆续来到了镇上的临时安置点。第七天时，村长找他要死亡失踪人数。

“同一个组，乡亲邻里都熟，统计也相对方便。”邓云太说，清点后的结果是32人，其中包括10名学生。虽然很多人地震时是被埋在了山石下，并没有找到遗体，但因为都有人确知，所以他们都被上报为死亡者。

“统计已经形成了习惯。”中滩堡村会计张仕力说。每次灾害后，他都要向上级汇报损失，所以全村的地震死亡、失踪人数由他来统计。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曾介绍，死亡和失踪的区别在于，一类是直接遇难，第二类则是无法确定是否遇难。

中滩堡村一共四个组，各组组长把数字和名单统计好后，交给张仕力汇总。张仕力找到当时的工作笔记，好几页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单。他对这些名单，找人进行核实。

邓云太的统计数字中还包括了两名外地人和两名外来常住人员。张仕力说，按照属地原则，管辖区域内的外来人口和常住人口也应一并统计，“这些人都有熟悉的人清楚是谁。”

张仕力把摸底后的情况在他保留的户口本索引上标示出来。如今所见，该索引上间隔标示着众多红圈——红圈代表着失踪和死亡。

震后20多天，除了平时持续上报死亡、失踪和受伤人数外，他提交了中滩堡村最终的名单：死亡137人，失踪13人。

这个名单和数字到目前都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几个月后，失踪的13人最终都转为了死亡人口。

按2008年5月民政部修订颁发的《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国家对于死亡人口的认定非常慎重，基层工作人员填写《因灾死亡人口台账》后，由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逐级统计、核定和上报，并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核定后对外发布。

地震甫一发生，民政部就开始接到各地陆续传来的死亡人数。因通讯、交通条件所限，这个数字在不断变化中。5月12日下午，四川省民政厅传来第一个灾情信息：峨眉山市死亡1人。随后，四川、重庆、陕西传来新的死亡数据：107人。15时40分，国家减灾委及民政部紧急启动国家应急救灾二级响应。

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死亡人数是启动不同级别响应的首要指标。其中100-200人要启动二级预案，200人以上，就要启动一级预案。这个数字终于在22点被突破，灾难响应被提升为一级：全国总动员。

6566，36 尊严与安慰

上午，老伴帮老张买好了干粮，他又专门把羽绒服和一桶汽油携带在摩托车上，还带上手电筒，以防万一。映秀至耿达间山路难行，道路一直没有开修，“万一塌方，堵在中间怎么办？”

他不要家里其他年轻人去那里，“我宁可自己冒危险，多吃苦也不要他们来。”

他说不清这是第几次去看儿子了。这天8点出门，10点多到映秀，先打电话告知家里。前面还有20多公里，很危险，这样以后没有联系了家人也知道他最后在哪里。每次到映秀后第一件事又是给家人电话，“晓得我安全了”。

去年9月3日，因为映秀往耿达的道路一直不通，他计划骑摩托从雅安绕路600多公里，去看看儿子被压着的地方。车行到邛崃一处下坡，为了省油，他挂空挡时摔了一跤，车子歪了，右腿伤了，无奈修好车子回到成都后，他发现鞋里全部是血。

这天12点多他赶到了地方，看到石头依然压在那里，纹丝不动。附近没有人开工。他呆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去年9月6日，卧龙派出所给17个人开出了死亡证明。编号为汶公（卧）死亡证（2008）30号的证明属于张健，死亡原因一栏列着“5·12汶川大地震中遇难身亡”，DNA编号一栏则为空白。

虽然有了死亡证明，但老张一直没有给儿子销户，户籍所在的成都金牛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老张想，万一有其他情况，儿子跑出来了去了医院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联系家里，还有一点，他说心里有点难过，不愿意见到儿子的名字在户口簿里消失。

一车人依然压在巨大的石头下。他没有去领过抚慰金，不知道儿子被统计在失踪人口里，还是死亡人口里。数字每天都在变化，但他希望孩子没有被忽略。

地震发生，早期的紧急自救过后，5月14日凌晨映秀镇干部汇集时，发现人数严重不足，总共36人只有4个在。这其中，经济发展办主任伍奇被安排进行伤亡统计，他在当天开始了这份工作。

他拿着笔和本子，到能找到的各村、各单位、各避震棚询问，找碰到的幸存的居民，找他们要数据，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没有通讯，只能靠走，很多地方无法到达，找到的人也只能汇报一个大概，他从当天凌晨4点一直忙到当晚6点多，把问到的情况向镇长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