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屈原与中国文学

楚文化的形式载体如果是中国文学的开启，那么屈原的文化价值就是在文学上的价值体现。中原文化也有文学形式如《诗经》。可诗经大都短小简约，格式比较单调，又主要是集体创作没有多少作者留下姓名。因此，不能成为古代文学的开始标志。只有屈原创作的不朽诗篇才能算作文学在中国出现的标志。“因为真正严格的民族文学是从第一个有名有姓，使用民族语言的伟大作家出现才被载入史册而被世界承认的”。

屈原把楚文化以一种文学形式发展，与地域、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经历、气质等都有密切关系。这种文化形式形成把中国文学的思想情感与艺术境界推到一个高点。虽然中原文化除《诗经》外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的作品都有很强的文学性，但其本质“哲学”远远的压倒“文学”。在以后的文学大家里也只有“李杜苏辛”可与之相提并论。但就屈原的个人成就足以代表时代文学成就这一点来说，李杜等人是不可企及的。

文学不比科学，不能说随时代的发展而上升的，它能够提高平均的高度，却很难超越现存的颠峰。屈原在中国文学的具体价值可从三个方面评述：

　(一)文学的开启

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偏向于理论化、学术化发展，其理论性学术性越强就越有生命力 。为此，诸子百家等文化精英们就偏重阐述经义，光大学术，大都视文学为淫靡不急之务。纵然百家的经典之中文学性质的典籍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从其文章的本质与作者的创作心态来说都不应该算作文学。只有从屈原的高美学境界高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问世才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华文学。

屈原的《离骚》是中华文学史上难得的长篇佳作，展示了独特的沙漠浪漫色彩，为以后的长诗创作树立了典范。《天问》可以说是古今难求的哲理诗，为后世的哲理诗创作打通了道路。此外《九歌》是神话文学创作的鼻祖，对后世的爱情诗、传奇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影响很大。《九章》作为“传记性”的自叙抒情诗首创有着很高的价值，《招魂》的藻饰铺排的言辞对后世的骈文发展意义重大。另外，《橘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咏物诗，《国殇》又是第一首爱国诗篇，如此众多的成就集于一人，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很罕见的。由此可见，中华文学的开启是多么的光彩夺目。

（二）时代文学的缔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华文学公认的第一个时代即是屈原的“楚辞”时代。屈原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中华文化非常繁盛的时代，但诸子百家皆以哲理性说政性的文章见长，《诗经》的诗绝迹后人们对于诗漠不关心，这就注定了屈原的作品构成那时的文学时代。

屈原的遭遇、气质、才华与南方特别的人文环境相融合便注定了这个文学时代在一开始就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民间的神话和巫风祭词，楚国贵族的文籍府册等如源源不断的支流汇入其中，再经过屈原的加工创造便具有了时代文学的形体了。

屈原的作品也称屈赋，可见屈原对于汉魏辞赋的哺育。在时代文学的分类上有“楚之骚，汉之赋”之说，但仔细考究却觉得两个时代文学完全可以合并。屈原等人的作品是在汉代被人编定为《楚辞》而在广大文人中产生影响，直接衍生出汉赋，也可以说汉赋是楚辞在大一统朝代的再发展。时代文学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代表性王朝作为其文学象征的历史聚集阶段，分裂的战国和短暂的秦国都不能为之，惟独统一强盛的汉王朝才能成为该文学时代的历史聚集阶段。

有很多人认为在秦汉之前是以楚辞为代表的战国时代文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以此割裂楚辞与汉赋的时代文学关系。战国时期文学相对来说还只是一个初步成熟的起步阶段，而且在北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并没有发展，除一部《诗经》就没有其他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将楚辞作为战国的时代文学，应该把屈原开创的文学时代包纳汉赋，并为一个文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