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说，这套丛书是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务印书馆的译介世界名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4年，邓小平同志曾作了“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的重要指示。1989年，胡乔木再次肯定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并就进一步拓宽名著选题、扩大译者队伍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该丛书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成就，是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密不可分的。

　　进一步追溯渊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积淀是从建国初就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对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极为重视，有关出版部门和学术界人士共同制定了“外国名著选译12年规划”，并于1956年开始出版。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在中央宣传部门及学界的支持下，获得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分工。

　　时任总编辑陈翰伯通过筹备中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形成了一份庞大的译作规划书目，从中再划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部分作为出书重点，很快得到上级批准。商务克服各种困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版了三百多种翻译名著，为后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积累了丰厚的基础。

　　当然“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使命的传续。190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鲁迅曾自述，他当时在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就是“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在《朝花夕拾》中他记述了自己在读了《天演论》之后的巨大震动：“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至1921年，《天演论》重印了20次，而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