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认真读过屈原作品的人就会感觉到，他对神话有着自然的特别的亲切感。中外许多著名作家在引用家乡和本民族的故事时，也常常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类似感情。然而光凭感觉是不够的，还必须找到能说明屈原这种感情的认识上的论据，毕竟屈原没在作品中直接陈述这种认识。好在这种论据并不难找，它就是《山海经》。《山海经》的作者和作时、作地曾经有各种说法，本世纪以来，学者们通过艰苦的研究渐渐达成共识，“总的说来，《山海经》的著作时代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著作地方是战国时代的楚国和汉代初年的楚地，作者是楚国和楚地的人。”这就是说，《山海经》的作者、作地和屈原的族性、地域相同，作时也大致相近。那么，《山海经》的作者对神话的态度如何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袁珂亦认为此说“当是平情之论”⑦。作者于楚衰弱或灭亡之时发愤著此书，爱国寓意当不言而喻。而《山海经》中所述神话与屈赋所述多有相合，那么屈原对这些神话的态度和认识也就清楚了。

由此，得到结论，在无意识部分，屈原对楚国的文化也充满热爱和自信。最后，我们再看意识部分。一进入这部分，人们就会发现，屈原的心理与上述部分既相同亦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屈原对自己本国文化依然满怀信心，依然没有文化自卑感，依然要为它的保存和发展尽其心力。这从屈原的历史观、责任感和理想等即可得知，大家对此十分熟悉，此处不赘述。不同之处在于，屈原并不认为本国文化十全十美，更不以这种文化作标准，去判断异域文化的是非。相反，他能看到本国文化的缺陷，而为克服这些缺陷勇于改革。他能吸收北方文化的优点，将其结合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中。他所以没有完全受感情和下意识的支配，是理智起了作用。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屈原力主变法。为何要变法？当然是看到了本国文化这方面的重大缺陷（政治和法律都属文化范畴）。屈原曾作为外交使节几次出使齐国，并代表楚王接待诸侯，对各国的体制和法律十分熟悉。在七雄逐鹿的当时，落后就意味着灭亡。为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必须改革楚国政治和法律的积弊。屈原起草宪令的具体内容，今天不可得知。对其基本思想，许多学者作了研究，汤炳正先生的《草“宪”发微》（见《屈赋新探》），堪称最为详密。文中依据当时通行于各国的变法思想，对照屈原的有关诗文，认为应是“励耕战”、“举贤才”、“反蔽壅”、“禁明党”、“明赏罚”等，这恰恰针对了楚国当时的弊病。另外，将此与秦国的商鞅变法内容相对照，便会发现大体相似。众所周知，屈原对秦国是没有好印象的，称之为“虎狼之国”。但即使“虎狼之国”的文化，有先进之处也敢于学习，可见屈原文化的心态是开明的。在屈原之前，楚悼王曾引吴起进行变法，这是由外部引入北方文化的法治思想。而屈原则是在内部主动接受这种思想。不论是外部引入还是内部接受，都既是对腐朽贵族势力的沉重打击，也是对楚国文化的强烈冲击，必然会受到来自腐朽贵族和文化保守分子的两方面的顽固反抗。

过去人们只看到前一种反对势力，而忽视了因循守旧的文化堕性的巨大阻力，这是片面的。因之，历史上的变法者，往往下场悲惨，吴起被射杀，商鞅遭车裂。前车之鉴，屈原不是不知，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迎上去。虽然变法刚刚开始就夭折了，虽然厄运正是从变法开始其后始终伴随着他，但屈原至死也没有后悔，绝笔诗《惜往日》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是。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女矣。没有对北方各国文化的透辟了解，没有对本国文化反躬自省的清醒头脑，没有去除文化弊病的巨大决心，屈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现在学术界公认，楚辞是屈原在本国语言文学的基础上，吸取《诗经》等北方文学的精华创造的。没有楚国语言文学的基础，无所谓楚辞；然而不吸取北方文学的精华，同样不会有楚辞。屈原能学习继承《诗经》的艺术手法不会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和下意识，必定经过了认真的思考。也正因为看到本国文学的某些不足，才需要去吸取。屈原并没有因高度热爱本国的语言文学而耳目闭塞，拒绝接受异族文化的优点，反而能以之对本国的语言文学加以改进，这点至今仍令人叹佩。说到改进，还有一典型的例子，即《九歌》的创作。王逸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九歌》）。王逸的话，当是可信的。屈原并不因对楚风楚俗有着自然的亲切感而不对民间文学进行改造。这个改造有迹可寻，主要是在保留其特色的前提下，雅化提纯，这显然是学习《诗经》的基础上再向前跨进一步。至此，我们可以将屈原的文化心理归结如下：屈原的文化心态是开放的、进取的。他对本国本土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热爱之情，但并不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吸取异域文化的优点，改造楚文化中的缺憾和弊病，使楚文化在保留特色的基础上，成长为新型文化。这，大概就是一切文化伟人成功的心理秘诀！

注释：

①例如马季高先生的《屈原所代表的文化思想及其影响》，见《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②可参见拙文《屈原晚年行踪理测》，《江汉论坛》１９９２年第６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１９９２年第１１期

③《招魂》的作者，从王逸以来一直有争论，笔者仍从司纪迁说

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鸠鸟媒女戎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弓毕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

⑤可参见拙文《不妨从目的出发———屈原诗歌民族属性的再考察》，《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⑥《〈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７８年复刊号

⑦《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文史知识》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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