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故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首丘之恋，仆马同怀，何其感人如此?选近代诗人钱名山有诗云：“饮沆含霞意自哀，三闾情种不仙才。远游已到青云上，犹为家山雪涕来。”②眷系苍生家国，虽九死其犹不悔，这就是屈原诗作最耀眼的奇辉，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之所以百折无回，万难不屈，永远打不散、折不断、摧不垮，就在于它有巨大的凝聚力、自豪感与团结心。而屈原的作品，正是这样一个光热无穷的“磁场”，给了我们无尽的力量。

（二）

那么，屈原为此酷爱的“首丘”在哪里？这是个争论了两千年的问题。汉寿出土的楚国文物，丰富而多彩，令人眼界大开，不得不重新思考，以求得更合理、客观的答案。关于屈原的故乡，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为王逸的鄢郢说。王逸是《楚辞章句》的作者，又写了歌颂屈原的《九思》。其《逢尤》云：“逸与屈原，同土共国。”在《遭厄》中云：“攀天阶兮下视，见鄢郢兮旧宇。”王逸家今属湖北宜城，春秋时为楚都，亦称鄢郢。但此说在屈原作品中找不到痕迹，也缺乏有说服力的旁证。可谓孤证。王逸东汉后期人。宜城与江陵，当时同属荆州，皆古楚国之地。其“同土共国”云云，乃从广义立论，似乎有点攀附先贤意味。

二为袁山松之秭归说。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东晋《宜都山川记》云：“《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世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云云。但此说连引用者郦道元氏当即有疑：“余谓山松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矣。”通观楚国历史，秭归本夔子国邑。春秋僖公二十六年，以不从楚命灭之，后为楚之边境重镇，决无复为屈氏封邑之理。

三为江陵说。江陵，即郢都。屈氏作为楚之“著封”，世代袭官居郢，是理之必然。东方朔《七诗·自放》③云：“平生于国，长于原野”；在《思古》中又云：“违郢都之旧庐兮，回沅湘而远迁。”在《自悲》中亦云：“悲不反予之所居兮，怅离予之故乡。鸟兽散而失群兮，犹高飞而哀鸣。狐思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东方朔为武帝时人，去屈原不过百余年。在其纪念屈原作品中一再申说，自有很大权威性。而且，他的观点在屈赋中得到有力印证。如“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哀郢》）又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再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招魂》）这里说的修门，为郢都三门之一。内证、外证，如此确凿明白，谈及屈原生地，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为湘沅说。屈原与湖南的关系，千丝万缕，密不可分。无论其作品所述，史籍所记，民俗所传，遗址所存，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不容怀疑的。那么，他的故乡或出生之所，是否可确指为湖南某山某水呢？截止到目前，能证明这一点的材料，仍嫌不足。但这并不表明屈原的首丘情结与湖南无关。恰恰相反，屈子心中的首丘，湖南是第一位的。最有力的证据是他的行动。屈原在《哀郢》中发出“孤死必首丘”之浩叹后，不久便开始涉江而来的远行。间关数千里，历时近二年。他发自陵阳，过鄂渚，横梦泽，济江湘，经沅澧、入溆浦，复出龙阳，折返长沙而自沉汨罗。这乃是他极清醒而从容的抉择。是践行他追随彭咸，毕命清流以归死首丘的宿愿之举。

大量事实证明，环洞庭湖区的山山水水，乃是屈原心灵的圣土、精神的家园。无论少年、中岁与暮齿流离，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其少作《桔颂》：“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又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南国”与“汨徂南土”（《怀沙》）同意，指湖湘地域。至今岳阳君山尚有“桔园”之名。成于中年的代表作《离骚》亦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时年不过四十左右，故有“及余年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诸语。《离骚》中还提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曰以娱乐”之语。更表明《九歌》中提到的沅芷澧兰、岑阳极浦云云，都是他青春吟脚的纪录。至于《涉江》所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朝发枉诸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猿之所居。”等等。则是其暮年悲吟的铁证了。正是这方神奇的水土，陶冶了他廉正的性格，激发了他旷世的才情，支撑了他崇高的理念，最后也为他生命的谢幕提供了一个辉煌悲壮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