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们这群天真无邪的青年负责学生，除潘公展为市北公学教员年纪有27岁外，年龄最大者不过25岁，都是初出茅庐，未见世面，经验有限，安能担当中国历史上这样空前的救国运动的重任！我们当时深恐走错一步影响全局；幸承各方响应爱国运动的《申报》社长史量才，上海市商会会长聂云台，广东商会会长汤节之，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仕绅贾季英、沈信卿、穆藕初、及《大晚报》社长沈卓吾诸先生从旁协助，共商大计。当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最紧张的时候开始，每天晚间上述各位先生均都能抽出时间，和我们学联会负责人在《申报》社长办公室或在聂家或在黄家一起会谈研商应变办法，及今思之，当时苟无这许多位老成持重的爱国长者策划指导，其后果将不堪收拾。

当时北京政府对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压力越来越大，感到非常焦虑，束手无策。因为当时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频频透过上海外交特派员，向英国与美国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他们责成公共租界巡捕房，封闭学联会，驱逐负责代表的釜底抽薪办法已告失败。由于英、美总领事认为学联会在公共租界，从事纯洁的爱国活动，并没有违反民主法治国家的常轨，不便加以干涉取缔；反而由上海领事团正式向北京公使团提出书面文件，请求北京政府俯顺舆情接纳学生、商民、工人等要求，早日平息风潮，安定人心。

在此重要关头，上海学联会暗中游说沪、宁铁路局及沪、杭铁路局司机工会成功，两路司机工会决定于5月30日开始响应罢工。当时我们的准备是如果两路司机罢工，使从上海至南京，上海至杭州的交通断绝，如果再不能达到目的，则相继浦口至天津铁路司机立刻跟进罢工。

天从人愿，北京政府鉴于形势严重，群情愤激，不得不当机立断，接纳全国学生的要求，于6月10日下令将曹、陆、章三人罢免；并训令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以平公愤。

电讯传到上海，《申报》、《新闻报》即刻刊发号外，全市欢腾，爆竹之声不绝，满天云雾消散。学联会当夜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各学生分会，明天恢复上课，第二天全市学校开课，商店开门，工厂开工，上海全市秩序恢复正常。这个由北京学生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纯洁的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经上海学生的支持展开，而终于完成后世所谓的五四运动。

在此我必须坦白声明者，自上海学联会成立之日起到北京政府接受全国学生的要求这段期间止，学联会始终未与国父孙中山先生和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诸先生以及国民党在上海的其他负责人有过接触往来，全凭一腔爱国热心，绝无半点政治企图；至于共产党在民国八年根本尚无组织，更谈不到。此所以我一再强调五四学生运动是绝对的纯洁清白的原因，值得骄傲。58年以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良心上觉得非常安慰，尤其对响应学生罢课而罢市的商界和工厂罢工的工界同胞，完全信任学生的爱国行动而激发的爱国不后人的胸怀和精神，更值得钦佩。

上海市民对学联会的爱国运动自始至终非常热心，纷纷捐款支持，学联会为表示公开起见，于成立之初，即商请上海市总商会，上海银钱业公会及《申报》、《新闻报》派员来会共同管理财务，因此捐款越来越多，使得学联会除了支应浩大的开支外，尚有余力创办日刊，以加强宣传和联络。

在上海各学校恢复上课后，学联会和各学校学生分会照常活动，不过有些学校出席学联会的代表略有调整而已。本来学联会会长的任期规定为一年，由于会长何葆仁辛劳过度，坚请提前辞职，于是改选复旦代表程学愉(天放)继任会长，彭昕仍为副会长，并改选何世桢为评议部长。办公处所则由公共租界环球学生会迁至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一所租赁的民房，法租界对我学联会的态度和一切活动，比诸公共租界当局更加友好，更加方便。

学联会在会长程天放任期内，一面切实监督北京政府执行对巴黎和会代表的训令；一面实施抵制日货，由各学校分会出动学生宣传队，劝告商店封存日货，并请同胞随时检举，如有违反公意，一经学联会调查科查明属实，当场没收焚毁。我因毕业期近，功课繁重，遂即辞职专心读书。

上海的五四运动，含义深远，有学生罢课，有商民罢市，有工人罢工，可说是中国空前的全民群众运动，更不能不有记载，以供研究中国近代史者之参考。

(责任编辑：宁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