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在五四学生请愿时，虽暂时慑于群众力量，接受了拒签巴黎和约和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的要求，但对群众恨之入骨，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在6月3日逮捕了讲演学生数千人，这一下激忿了全国人心，首先是上海全市学生于6月3日全体罢课。同时上海的铜器业机器工人首先罢工响应。上海的印刷、纺织、乃至电车、火车工人也全体罢工。到了6月5日，上海商人也罢了市。这一浪潮很迅速地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都罢课、罢工、罢市。接着展开了全国性的抵制劣货运动——本来的口号是抵制日货、抵制仇货。政府在群情忿激的情况下，不敢公然制止这一群众运动，但又怕因“日”字“仇”字而引起外交麻烦，于是向群众劝说，把“日”字“仇”字改为“劣”字。成都正是在这一运动中行动起来的。

抵制劣货初期情况

五四以后，成都大中学校学生响应这一运动，组成了学生联合会，会址在高等师范学校，即今成都市人民委员会(旧皇城)内。但学生群众对当时四川地方政府，并无对立情绪。当时四川军政首长为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四川政权属于南方护法政府体系。在五四后十天南方护法政府与北方政府在上海开始和谈，即所谓“南北和会”（会议从5月13日开始，距五四仅10天）南方护法政府提出的八条条件：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表示不承认”，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约之人，以谢国人”，这与学生群众反帝爱国的要求是一致的。而当时南方和议代表的组成，凡属护法省份，都有人参加，四川省籍的代表是刘光烈。广东护法政府对代表的安排分配，似是有意这样做的。关于和会的一切情况，成都报纸都有较详记载，人们都很清楚，护法政府对中日关系及山东问题的主张，既与爱国群众的要求一致。政府对群众抵制劣货的爱国运动，也未采取高压手段加以干涉。

抵制劣货运动，是“六三”以后开始的。最初由学生联合会派代表与商会交涉，经过协议，决定一些办法：买卖日货的商人，以后不再进日货；已进日货的门市销售商家，按照成本尽速脱售，使成都市场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日货绝迹；“来货商”（从上海、天津等口岸贩运日货到成都批发的）也经营门市业务的，还可延长脱售时期。这是照顾到从上海、天津等口岸贩进货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已在途中的货物到达成都后还能按本脱售，不致亏本；文化用品包括书籍纸张及教育用具如科学仪器等，以及医药用品包括药品及医疗器材等，不在抵制之列。这些办法，原是很和平很合情理，而且是学联与商会经过协商决定的。如果商会方面真心实意执行这些办法，抵制劣货本可顺利而彻底地进行，不致酿出其他事故。代表着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商人的商会，想法却不是这样，他们以为学生们青年纯洁，可以欺骗，于是从中捣鬼，庇护日货商人。首先把许多门市销售商家的注册，都改成兼营“来货商”，藉以延长脱售时间。其次是放任商人私改商标，企图鱼目混珠。最初学生们并不觉得商会会弄狡猾，但事情久了，市上的日货永远脱售不完，商会所搞的把戏，渐渐败露出来，激忿了学生们，于是学联自己组织了纠察队，向市上商店进行检查劝说。这是在是年7月以后的事。

打商会的起因

市上的日货越买越多，当时有这样一种传说：由于“来货商”可以延期脱售货物，竟至有人钻空子，在6月以后还赶去上海，以贱价进入日货，运到成都，托名“来货”出售，这真是只知图利，全无心肝。初期，学生们是信任商会。这时，警觉了，组织纠察队上街认真检查，但也只是着重在宣传劝说，并无过分行动。学生们从事检查工作，既久，也渐渐能够鉴别日货真伪。一次在商业场内一家洋货商店，发现摆在货架上出售的座钟，是改了商标的日货，纠察队向店主交涉，要他收进去。店中学徒，与学生发生口角，出言不逊，开口谩骂，激怒了学生们。商业场距商会不远(商会会址，仍在今工商联)，学生们把这一骂人的学徒拉到商会去，哪知那些“会董老爷”们一味袒庇学徒，倒是对学生们很不客气，甚至说学生们在街上随便拉人，是“私擅逮捕”是犯法。趾高气扬，一派官腔，给学生们一场过不去，因而争吵起来。这时，同去商会的一部分学生，跑回学联报信，讹传商会以学生们“私擅逮捕”把去商会的学生们扣留了。碰巧，那时学联正召各校学生在开会，得到这个消息，把很久以来对商会玩弄手段全无心肝的忿怒情绪触发了，听到同学们被扣留，更是遏抑不住情感，一声怒吼，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各回本校，动员了全体学生，四面八方向商会飞奔而去，打！打！打！一片打声，把商会打得落花流水。银样蜡枪头的“会董老爷”们，其初还以为绅士派头把学生们压制住了，不料晴天霹雳，发生了突变。这时，会董老爷们，吓坏了！有的翻墙，有的躲床底，结果还被捉去了七个人。学生们高喊着口号，把这些人捉到学联去，连夜开会，决定押着这些“卖国商人”来一次示威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