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联合会的工作展开了

商学两方接受调停办法后，很快就推定人选，组成了商学联合会。商会方面选出的正副干事是闵问聃、汪澄波，文牍范朴斋，庶务鼓璧岑。这四个几乎都不是商人：闵问聃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师。汪澄波还是前清时候任过彩票帮帮董，这时并未经营商号。范朴斋是记者。鼓璧岑是昌福印刷公司的职员，并非商会会员。学联方面选出的正副干事是张秀熟（高师学生，今四川省副省长）、袁诗荛（高师学生，过后加入共产党，被反动政府杀害了的烈士），文牍是一位姓张的高师学生。最初商学联合会会址是在旧臬署监狱学校内；即今春熙路南段一带地址，那是还没有春熙路。（商学联合会差不多经过一年才结束，中间曾迁人商会，最后是在骆公祠。至于人选，商会所推选的人员，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过。学联方面是由各学校轮番推任。继张袁两干事之后，四川法政学校的袁宗汉，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彭世锡沈若仙等都作过干事。此外各股职员，也轮换较多）。

为了进行工作，健全组织机构，最关重要。在商学联合会组成后，学联和商会都不直接管抵制日货的事情，完全由商学联合会负责进行工作。

商学联合会初成立的三个多月，工作相当紧张，以后渐渐松缓了，这是由于规定各商号自行脱售日货的时限已满。各商号未售完的货物，由商学联合会集中起来举办一次大拍卖以后，一时市上的日货，确是绝迹了，抵制日货的经常工作，已是无事可办。但是，商学联合会并未解散，而是转了方向，做了一些与文化，社会福利有关的事。比如商学联合会成立不久，自己创办一个日出一大张的报纸——商学联合会会报——一直维持了将近一年，才停刊。在1920年春，成都青年宫花会经四川省长杨庶堪决定改为劝业会，由省长公署委托商学联合会参加筹备。并由范朴斋主持创办“劝业会报”发行期70天。商学联合会且在劝业会会场分设了办事处。更在会场中心地方搭了一个讲台，组织学术文化界有名人士向群众讲演，宣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问题，在当时，这是一件新人耳目的创举，是同五四运动有关，但已不是抵制日货范畴内的事了。关于大拍卖，是在是年冬季举办的。各日货商号送来的货，相当多，临时组织了拍卖股，分保管、售货、会计几个组。人员是由会临时聘约。拍卖时间大约经过十来天，一时商学联合会成了闹市。学联派有学生——童子军——到场，政府也派有警察到场，维持秩序，卖的货款为数不少，都在事后连同账目，送还原主，有一部分卖不掉的货品如假象牙假水晶图章，和损坏了的儿童玩具之类，也一并归还原主，担任拍卖工作的人，都是商界人士。一件值得提到的事，当拍卖开始时，学联贴出通告，希望同学不到拍卖场买日货，商学联合会也作出决定，会中人员一律不买日货，这事是确实做到了的。

一段插曲——商会被迫改组

由商会选出参加商学联合会工作的商人，时间一久，事过境迁，以前商会中那些官僚架子绅士派头的“会董老爷”们，又故态复萌，以为天下太平，又可以玩手段了。商学联合会对商会有所商洽的事，渐渐露出不合作的表示，尤其对转达日货商要他们册报存货这件事，又从中玩弄玄虚，少报、诳报的事，经调查股查出来的为数不少，并且都得到商会暗中支持这样做的。最初是向商会交涉，要他即时纠正这种错误，他们是表面对付，暗中捣鬼，甚至放出流言，说由商会选出的人们都是“不顾娘家”的坏人，商会有权另选。但这些人既不甘于伙同商会那些“绅士老爷”们去欺骗学生群众，而那些“绅士老爷”们的恶劣作风，又不肯改正，积怒难平，终于爆发。从商会选出的全体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公开揭露商会舞弊的许多事实，引起全体人员的愤慨，当场决定向商会提出严厉的书面质问，要他们就列举出的事实，一一作明确的答复。同时，这些人集体向商会辞职，要商会另行推选接替的人，学生们也极不满意商会的行为，对商学联合会中商界人士的这种举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恰好这时监狱学校要扩建校舍，商学联合会须另觅会址，会议决定通知商会，商学联合会暂时迁人商会办事。这一来，商会中的那些“绅士老爷”们以为将会再来一次狂风暴雨，吓昏了。商学联合会进入商会，那些“会董老爷”们一哄而散，从此没有进过商会的大门。本来那时商会总理周葆臣、协理白米舟，在商会被打之后，已经闭门在家，没有过问会务，再经这样一来，商会已形同解体，自行垮台，其势不得不改组了。这次改组，不是法定期满的改选，酝酿了很久，还经过总协理和全体会董向各帮提出辞职，又以商会名义呈由省长公署批准改选等手续，才正式由各帮按照法定选举，选出总协理会董。新选出来的人，比较是与文教界接近的。总理陈子立，是昌福印刷公司的总经理，协理是中华书局成都经理胡浚泉。此外在商学联合会工作的商界人士李献廷，王斐然(调查商界股长)和汪澄波，都被选作会董。范朴斋也被推选为商事公断处评议员兼文牍，选举虽已完成，但新当选的人们，仍迟迟不就职，经各帮一再催促，又向商学联合会及其他方面做了许多疏解工作，然后才正式就职，恢复了商会工作，这已是1920年夏季的事了。

（责任编辑：宁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