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大游行

商会被打之次日，学联决议举行示威游行。政府得知这一情况，是日一早省长杨庶堪、省会警察厅厅长张群等都赶到高等师范学校，杨庶堪在至公堂广场集合学生讲话，意在劝阻游行。当群众怒火燃烧到最炽热的时候想泼冷水熄灭火焰，是不可能的。全城各校学生是日拂晓都整队到学联集合，杨庶堪话未讲完，学生队伍便已开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就这样开始了。队伍的排头是女生，经过路线：由东华门经提督街、总府街、湖广馆、打金街、东大街、东御街回到学联。

被捉去的七个商人，被绑着，反戴着瓜皮帽，有的背上挂着“卖国贼”“亡国奴”这类纸牌，左右有人扶着，这些人是吓得面无人色，像绑赴刑场的囚犯似的。沿途学生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气势非常激昂。是日大街上的商店，都关了门。全城景象森严，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很多。

游行队伍经过商会到商业场口第一楼茶馆门前，曾有小小波动，这里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有谣言说商会组织了一批打手，要抢回被捉去的商人，学生队伍特加戒备，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商人们那时已是惊弓之鸟，谁敢出头。立时也就证明，这是谣言，队伍是秩序井然的过去了。

当学生们从高等师范学校整队出发开始游行，杨庶堪见势已不能阻止，也就只好见风转舵，并未强行禁阻，倒反命令张群率领少数警察，跟在游行队伍之后，沿途维持秩序。张群带着警察，隔队伍稍远的后面，随同游行队伍，走了一道。

游行队伍全体是学生，但有些新闻记者，是始终同游行队伍一道走着。我记得当时川报记者卢作孚，便是其中之一人，并且也参加了呼口号、散传单这一类动作。

一个很久以来死气沉沉静如止水的成都，经过这次示威大游行，人们像从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了一样，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人士，都活跃起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那次示威大游行，给予成都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调停经过

商会总理周葆臣、协理白米舟（正副会长）和全体会董们，在商会被打后，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问事，商会会务无人负责，已陷入瘫痪状态。那时，成都商会是由78个商帮组成，与日货有关的只有八帮，其中销售日货较多的，又只有疋头、干菜、洋广杂货、颜料、五金等几个商帮。其他商帮的人士，有爱国热情的人也不少。在商会被打，示威游行之后，许多商界人士对商会负责人袒庇日货商人因而引起风波的行为，表示不满。由一些人发起，约集了各帮负责人，在安乐寺集会，一致谴责当时的商会负责人，要他们行咎辞职，改组商会。虽然被商会中另一些保守分子，托词未到法定改选时期，改组不合法，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在这次风潮之后，商界人士中涌现出一些进步分子，从安乐寺的集会，得到证明。因此，一些具有热情的社会人士，意图打破商学两界的僵局，使抵制日货运动，能够继续进行。首先由吴玉章出面，约集了近十位社会人士，包括商界、文教界、进步绅士、新闻记者这些人商定办法，向学联和商会两方面建议：抵制日货的工作继续进行。鉴于经过一场风波以后，学联与商会，自然不免隔阂，抵制日货的工作，另组机构——商学联合会，负责执行。商学联合会的组织机构是：由学联与商会各选正副干事二人共四人，负总责。各选文牍一人，庶务一人，办理常务，并得酌设司书雇员杂役等给薪的人员，会费由商学两界平均分担。此外，有调查、鉴定多股，机构大体如此。并有这样一种谅解，商界选出的人员，可以不限定是商人，这是由于爱国运动全民有责，社会人士也可以参加。这些建议向商学两方提出后，得到同意。另外被捉到学联的七个商人，学生们曾给这些人拍了照片，称之为“卖国商人”，准备寄到上海去登报。建议学联把他们放回，并把所拍照片连同底片一并烧毁，原因是这些人并不都是与日货有关的商人，其中如商会庶务员黄研芝，根本不是商人而是雇用职员。学联也接受了这一建议。一场风暴以后，经过调停，算是平静下来了。随着是组织商学联合会，继续展开抵制日货的工作。当时我是以社会人士的身份，被邀参加了调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