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１２月３１日的上午，他又不辞辛劳地来到东城海运仓总参一所的礼堂，出席了《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是８１岁高龄，看上去虽然身体尚健康，但步履艰难多了。总参第一招待所的礼堂是在二楼，又没有电梯。我去家里邀请他时，他询问“上楼不上楼？”他说，他腿脚不听指挥了，怕上楼梯。我说我们可以多几个人搀扶您上楼。后来也是这么做的。可当我们扶他到达二楼礼堂门口时，他已是气喘吁吁了。我后悔会议不该在楼上开。而沈老呢，他站了会儿，定了定心，却微笑着说：还好。

当他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即席讲了话，动情地说：“第一次文代会，是１９４９年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这个会上选出了全国文联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沫若，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就是我。后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直到‘四人帮’上台那个时候……‘四人帮’把我们当敌人，一棍子打死，提出要砸烂文联、作协，这种对我们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事业重新向前迈进；这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互相交流经验，也是有利的；对于我们如何辅导广大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还有，要恢复刊物。《人民文学》虽然已经恢复了，还有很多刊物没有恢复。比方《文艺报》，也应该恢复……”这些话，现在我们看来，也许感觉不到它的意义和分量，可在当时，这是在放“炮”啊！在场的同志无不敬佩茅盾先生的勇气和力量。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顿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

此后，他又力所能及地参加了一系列会议：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５日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１日举行的全国文代会，等等，他为党的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重要会议及接待外宾的活动，那时，茅盾先生主要是集中精力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这对一位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是非常迫切、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