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可谓持续升温——从国内的大学里开办国学院，国学讲座频频举办，国学领域学者屡屡登上各类媒体，到国门之外的汉服热、汉语热、中国传统文化热等等——所有这些都和改革开放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凋敝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大潮，不仅仅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国学热”，正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日益强大的必然结果，是我国重视文化软实力发展建设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回顾国学从改革开放前的一片冷清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就是希望以此促使人们思考国学研究和我国经济建设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通过梳理30年来国学的发展脉络，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在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国学热”成为了一个难以忽视的文化现象，各类媒体上涉及国学的栏目屡见不鲜，众多高校开设国学类专业或相关课程，国学研究机构纷纷组建，书店中国学类书籍持续热卖，古典戏曲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些重要传统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一切都在说明，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勃勃生机，更关键的是，国学已渗透到学术研究与生活当中，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深层价值观中。民族文化是国家自立之根基，随着今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重拾经典、振兴国学，已经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讲述了国学在改革开放前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历程，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取得的成就，并对国学的未来发展表达了由衷的期望。

“厚今薄古”：让国学几乎销声匿迹

记者：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所升温，出现了“国学热”。请您首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前，国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袁济喜：中国的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建国以后，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了新的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做了很多古典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过多地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由于“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五四”的“全盘西化”的思路又重新被引申到了相反方向的极致，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而是几乎销声匿迹。当时，我们一度在观念上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是有所偏执的，出现了一些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的不良事件。比如批判《海瑞罢官》、评《水浒传》等等，都是在将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化，用“道统”约束“文统”，以简单的行政干预来代替学术和文艺争鸣。这些客观上对国学、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伤害。国学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的打压，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被纳入到“封资修”的范畴，要“全面扫除”。“文革”造成了十年浩劫。所谓“文化革命”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革人类先进文化的命，同时把传统文化中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像文化愚昧主义等都加以复活。传统文化中一些人道的、先进的、开放的精神都被取缔了。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

记者：当时人们是怎样认识“国学”的呢？有“国学”这个提法吗？

袁济喜：那时根本不让提。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没有国学院、国学系，都是按西学的学科分类。西学一统天下，而国学一直受到整体的打压，根本不可能存在。近代的国学大师都被认为是封建遗老遗少，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像王国维被认为“复古”，陈寅恪被当成“遗老”，梁启超被当成是“保皇派”等等。从学科内容来说国学是被肢解了，被划分为西学的各个学科。

记者：这时候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面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