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新中国建国后，无论是在文化的建设还是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都比旧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抱着“厚今薄古”的态度，因而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价值评估，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处于困境之中。我们在文化观上的认识偏差，是造成其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反映我们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的一面，忽略了其超越性、共时性的一面。在剧烈变动的年代，有些人对文化上的问题采取了以政治定夺的手段。那些标榜“反传统”的认识实际都未能跳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模式。由于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与支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实用功利的评价，另一方面往往在“厚今薄古”观念的指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切断。

但是，用“万马齐喑”来概括也是不准确的。解放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比如当时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即便是在“文革”当中，还有由顾颉刚主持的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今天也很难达到或超过这样的水平。这些都调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的专家，投入的力气比现在要大。另外，还用推陈出新的思路，对有些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造。有些改造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因为旧时戏剧为了生存，难免有些低俗的内容。把这些低级庸俗的、无聊的东西带到新社会也不适合。所以我认为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放之后的高校，如北大、复旦、人大等，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但是，由于“厚今薄古”根本理念的偏执，浅陋的实用主义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都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都是封闭性的。所以看待传统文化时，必然会有一些偏颇。国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打压，无法生存。

“文革”期间，国学受到摧残，一方面导致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毒草；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禁书年代读禁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当时是绝对的禁书。但依赖于解放前的古书和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标点本，传统文化还是在生存着，在被人们偷偷地读。历史上的禁书、焚书，都不可能毁灭传统文化。相反，越是这样，倒越是促使人们有了读这些书的兴趣。我在“文革”时看了《唐诗三百首》，看了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有些古典小说中蕴含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７７、７８级大学生，都在“文革”期间以各种渠道偷偷地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所以高考恢复后立刻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才。

    思想解放：造就国学复兴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了哪些转变，取得了哪些成就？

袁济喜：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人民大学的，那是１９７８年。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来成长的。从我个人搞的专业——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革”前，但它的修订是在“文革”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很多在“文革”中不敢出版的东西现在可以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一直影响和延续到现在。

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的研究从大处着眼，把外部的层层紧箍咒去掉了，得到了复活。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的领域都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它首先表现在“解放思想”上。当时形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高潮和学术书的出版高潮。有的是新著，带有全新的视野，也有的是旧著重印，把“文革”前的一些书重新修订出版，这些都体现了“百花齐放”的方针。还有一些著作是当时撰写的，它试图有所突破，但在思路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的痕迹，比如把老子批判为唯心主义，把庄子说成是主观唯心论，等等。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大繁荣。这个大繁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高峰相呼应，有人称之为“８０年代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在８０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国学正是这个启蒙高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