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后，地方治安“由地方警察机关和人民自卫队负责”。午夜，五十八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对于这种情况，地下党和各级城工部是有准备的。”陆天虹说，早在十余日前，国民党军队就有撤离的迹象，武汉的治安也日趋混乱。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三个指挥中心，一个位于汉口保元里9号，另一个位于原汉口市电信局大楼，在武昌的原鄂南电力公司大楼内也有一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最令人遗憾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

活跃在街头的“红帽队”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