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五，大盗既倾。绍兴蔡公始长北庠。蔡公以含宏之量，有伊尹之任，怀伯夷之清，孜孜以讲学育才为务。天下属望甚殷。惜乎新旧并容之说，虽持是以延揽师资。而 当时旧学家，真有宏识孤怀，峻节伟度，博学不倦，温故知新，可负继往开来之任者，盖已绝不可得。则其所尽量罗致者，无非记诵与文辞，在俗中较胜而已。新人 皆年少，于外学又不必深研；而勇于破坏，轻于宣唱。浮气乘之。浮名中之。末俗尘嚣。号召甚利。声价既高。亦不复能竭才而虚怀所学矣。世人论北庠功罪，或咎 蔡公提倡之非。实则当时海内新旧人物，只有此数。蔡公虽欲舍是，顾亦不可得也。呜呼!学 之绝，才之衰，俗之敝，何遽至是。吾幽居深念，未尝不太息隐憾于清儒之自负讲明经学者，实所以亡经学也。夫清儒治经，正音读，通训估，考制度，辨名物，其 功已博矣。若其辑佚书，征考古义。精校勘，订正伪误。深究语言文字之学，而使之成为独立之学科。其嘉惠后学固不浅。吾于清儒长处，何可否认。然而责以亡经 学者，此必有故矣。清儒所从事者，多为治经之工具，而非即此可云经学也。音读正，训估通，可以读书。

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夫子系《易》已自言之。或疑 《易传》非夫子所授者，此大误，容当别论。学者求圣人之意，要当于文言之外，自下困功。所谓为仁由已，与仁者先难而后获是也。必真积力久，庶几于道有悟， 而遥契圣心。否则只是读书，毕竟不闻圣学。颜习斋曰：“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以读书为求道，其距千里也。“孰有智人，疑于斯言？”而戴震曰：“经之至 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固哉斯言!恶有识字通辞，而即可得道乎!字与辞，佛氏所云敲门砖子也。恶有持砖子而不知敲门者，可以升堂入室乎？若乃考制度者，贵乎深察群变；而辨制度之得失，一以利于民群与否以为断。《易》云开物成务，云吉凶与民同患。大哉圣言!所 以为万世开太平也。若只是钻故纸，集释故事而已。以如是之用心，而考制度，则何取于是耶？辨名物者，此心与万物相流通，物不离心而独在，心亦不离物而独 在，参看吾著《新唯识论》。不可杜聪塞明，废此心之大用。《易》言智周万物，义深远矣。今若不务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其神明。第束缚于书册 之中，搜考虽勤，亦不出纸上所已有者。且莫识自然之趣，而心思则已陷于小知间间，不得超脱。程子所讥玩物丧志，正谓此辈。岂云格物可废哉？经生之所为，诚 无与于格物耳。上稽宋明。

濂溪、康节，言“桌依地上，地依空中”一段话。似已知引力之理。《伊川语录》中已发见下意识及变态心理。此在西洋心理学上为极重 大之发明。而伊川言之特早。“互助论”亦首由伊川创发，见《易传》比卦。横渠知地动非静。朱子于地质有创见。明儒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为今治科学者所盛 称。略举数事，可见宋明儒治经，不陷琐碎。虽于经书名物，不无失考、而其自所创获，亦已多矣。夫所贵乎通经者，在能明其道，扩其所未及发也。若只限于经籍 文字而为考核，岂得为通经耶？向者余杭章氏谓清儒当异族专横，莫可自发抒。宁锢智慧于无用，聊以卒岁。迹清儒所为，诚有类是者。夫志不弘毅，气则销尽。宛 转偷生于故纸中，力不足尚，智不足称，其初但隐忍为此。及其徒相习成风，转以汉学高自诳耀。章实斋当其世，已甚不满。尝曰：“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 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又曰“王公之仆幸，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幸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 吾门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絷之以请治于王公。王公亦必挞而楚之，以谢闲家之不饬也。学问不求有得，而矜所托以为高。王公仆幸之类也。”观实斋所讽 刺，则当日学风之敝，已可概见。迄至今日，学不务实，但矜所托以为高，此种气习，流衍弥甚。

昔托郑许，今更托西洋，而汉学之帜，则且托科学方法以益固，此 固实斋所不见。而清儒为之，可谓深矣。夫标榜甚者，内力弱之征也。内力弱，则无以自树立。无以自树立，则益思有托于外。由清儒之风，而必至于今日浮偷无可 自立盖无可挽之势也。夫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不过拘束于偏枯之考据，于六经之全体大用毫无所窥。其量既狭碍，其识不宏通。其气则浮虚。其力则退缩。及清之 末世，外患交迫。国中学子，虽激而思变，然识者已懮其不为春笋生长，将为细麇滋。盖学绝道丧之余，欲得一二敦大宽博，朴实雄厚，真知实见之儒，以导引新兴 之社会。而端其趣，定其向。使无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患。是固不可得也。夫草木之生也，必水深土厚以养之。而后其生蕃焉。人而欲为成德之人也，岂可恃复杂 知识，以成其为人哉？非含茹于经义者至深至远，而可以开其神智，坚其德性，涵养其立我蒸民之愿力者，吾未之敢信也。清世经学已亡，士之慧敏者，或以考核名 专家，或以文辞称巨子，而大儒竟不可得。国学建而无师，乃必然之势也。世或咎蔡公喜将奖新进浮士，则岂平情之论哉!

经学既衰绝，古人成己成物之体要，不复可窥见。于是后生游海外者，以短少之日力，与不由深造自得之肤泛知见，又当本国政治与社会之衰敝，而情有所激，乃妄为 一切破坏之谈。则首受攻击者，厥为经籍与孔子。北庠诸青年教授及学生始掀动新潮，而以打倒孔家店，号召一世。六经本弃置已久，至此又剥死体。然是时胡适之 等，提倡科学方法，亦不无功。独惜胡氏不专注此，而随便之议论太多耳。自兹以后，学子视六经殆如古代之器物，而其考核及之者，亦如西洋考古家，考察灭亡蕃 族之遗物已耳。呜呼!自 清儒讲经而经亡。清之末世，迄于民初，其始也，假经说以吸引西学，及西学之焰渐炽，而经学乃日见废弃，甚至剥死体。然则，经籍果为先王已陈刍狗，在吾侪今 日与今后人类，将永远唾弃经籍，无有服膺其义者乎？抑剥极必复待时而将昌明乎？此诚一大问题。吾前已云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 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夫此之所宗，而彼无是理，则非常道。经之道不如是也。古之传说，而今可遮拨，则非常道，经之道不如是 也。戴东原曰：“经之至者道也”，此语却是。但东原实未见道，而妄相猜拟。以诬孟子，而薄程朱，则非是。此当别论。按道字，或云天道，或单名曰道，今略举 《论语》、《大易》、《大戴礼》、《中庸》互相证明，则道之为恒常义，自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