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不管什么年代，“吃”都是人们生活的头等大事。然而，不同的年代，饭碗里的东西也大不一样。 粒米看世界，箸间见变迁。建国六十年，老百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自家餐桌上的变化，杯盘碗盏间折射出人们饮食观念的更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更透露出令人惊喜的发展。

建国时期-生活贫困，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

建国初期吃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饿”。老百姓有首顺口溜这么唱的：“低指标，瓜菜代，吃得饱，饿得快，肿了大腿，肿脑袋 ……”“南瓜北瓜，天天吃瓜，无油少盐，稀稀呱呱 ……”那个年代，什么东西都需要“票”，布票、粮票、油票 ……反正什么都离不开票。李贵珍老人说，那个年代，大人孩子都盼着过年过节，因为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米饭、白面馍馍，那叫一个香啊!平时经常吃玉米面、高粱面。谁还有心思过生日呢!

听老人们深情地回顾解放前的食不果腹，建国初期的粗茶淡饭……

爷爷说：“囤尖省，日子长，囤底省，打饥荒”。

生于解放那年的爸爸，回忆以前意味深长地说：“以前的日子真叫一个苦啊。我那时候到五里开外的学校上学，看到别人带去的面疙瘩或者红薯稀饭，都会馋得我直滴口水，我们那时候家里人口多，每天基本是空着肚子上学或者喝稀得见底的粥。”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人们生活基本上离不开票证——粮票、油票、肉票等，大多东西都得凭票购买。这个时期，老百姓也顾不上什么口感、营养，只要能吃饱就行，餐桌上的菜肴以蔬菜为主。

六十年代  大锅饭

“大锅饭”概念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但是，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锅饭”制度，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最终于1961年上半年停止实施。

亲历者描述

1958年前后，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一个合作社有几个生产组，就办几个“食堂”，当年我的家乡，有4个生产组就办了4个“食堂”。虽然山区农民居住分散，却不允许社员私自在家做饭，生产组统一按总人口，成年人每顿半斤(5两)，小孩每人2两5钱。通过精打细算过秤做饭。每当吃饭时可热闹了，全生产组三四十户人家不论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端着盆，拿着碗去“食堂”打饭。如果遇到下雨道路光滑，跌跤打碗，摔破盆罐的时有发生。谁家有老人或病人，可去一个人提上“狗头罐”或盆子等能装饭的器物到食堂将饭打回来。如果谁家突然来了贵客，主人要管一两顿饭，非得去食堂里找管事人凭着一张“八哥嘴” 巧口舌辩，求爷爷告奶奶的，好不容易才能将全家人一顿或两顿的口粮秤回家，凑合着勉强给客人另外做上一顿像样的饭。例如客人吃“白面条”，主人全家不论几个人一律吃黑面条(霉绿豆加极少量的麦子加工的面粉)，一般有两三寸长。大人吃黑面条，心安理得，不懂世事的小孩却不受那一套，眼睛直直地瞅着客人碗里的白面条，或客人手里的小块白馍，硬是哭着喊着向爸妈们讨要客人吃的白面条或白馍。可以想像当时客人如何的尴尬，可想而知，那当爸妈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