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权力冲突凸显民主建设软肋

改革开放30年，既是人民群众得到经济实惠最多的30年，也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30年。“越来越多的民众，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和工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不再沉默，而是选择维权，公民权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所维护的权利向基本人权发展。”学者于建嵘对半月谈记者指出，这是30多年来中国公民对待权利态度的重要变化，中国进入了权利时代。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正是我国公民权利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随着权利表达方式日趋多样、权力监管诉求日益强烈，公民权利与官员权力的碰撞也连续不断。

尊重合理利益表达，目前似乎需要的主要是政府主要官员的胸襟和气度。厦门PX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上海磁悬浮事件也“冷处理、徐图之”；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司机直接对话，解决问题。

人们更多见的，则常常是政府和民众之间互相“掐架”：陇南事件、孟连事件等等，均是权利遭遇权力之后的冲突。反腐败研究专家李永忠对半月谈记者指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少地方和单位还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要求的“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一些社会矛盾的症结，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诸多维权行动的起因往往就是对权力的运行不满，但由于权益当事人对于如何更加顺畅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渠道、办法，而权力此时对公众的利益表达不乐见甚至加以遏制、打击，最终导致恶性爆发。俞可平教授指出：“我们现在有些干部一看到干群关系紧张，就简单地以为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稳定机制有问题？不是的！事实上更根本的原因是公民和政治的关系，是和公民的参与渠道是否畅通、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有关系，这是需要民主的。”

国人正日渐了悟：民主的真谛正是权利的张扬，是对权力的制约。

走向善治：以法治之舟承载民主

民主扬帆离不开法治护航。十年“文革”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无数的公民，甚至国家主席，受到了非法迫害。见证了中国法治60年变化的法学家江平，把中国法治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经验主义及依法治国阶段。法律实用主义阶段是由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人制订的法律主要作为统治工具，合适便用，不合适则完全不予理会。其后是“文革”时期的虚无主义阶段，这时一切法律都废除，公检法不存在，领导人“一句顶万句”。第三阶段是由1978年改革开始，属法律经验主义阶段，邓小平提出要有法必依。当时大家仍是摸着石头过河，法律并非根据理想模式制订，而只是用经验写法律。最后则是法治上升为治国方略的依法治国阶段。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构建起来，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逐步确立，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加速形成。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司法制约的强势政府，必然以公共利益之名，甚至连这个名义都不要，随意侵害民众权益。

诚如俞可平教授指出的：“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法治的真谛在于民主。”

（责任编辑：文德）